初期教會的宣教與擴展(1)

耶穌基督在升天前吩咐門徒說：「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門徒忠心的在耶 路撒冷等候。五旬節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便大有能力，放膽的宣講基督為罪人受死、復活的福音。使徒行傳告訴我們，因著他們大膽的宣講，受浸加入教會的 人天天增加，耶路撒冷的教會便壯大起來，使猶太公會的人感受到很大的威脅，企圖用逼迫去遏止基督教的蔓延。當信主的人越發增加，他們對教會所施的壓力便越 大；初時只是將使徒收監，後來竟公然將司提反用石頭打死。自司提反殉道後，耶路撒冷的教會便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用 歷史的透視，我們看到神讓逼迫臨到信徒是有祂的美意。初時信徒只忠心的在耶路撒冷工作，他們似乎沒有望遠一些，看到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的需要。神藉著逼 害，將他們領到新的工場，為神收割。使徒行傳告訴我們，腓力被聖靈領到撒瑪利亞，因他的宣講，撒瑪利亞的人都受浸歸信基督。隨後腓力被聖靈領到曠野，在那 裏向埃提阿伯的太監傳福音，然後為他施洗。對於當時的教會，這顯然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福音第一次被帶到外邦人當中。就在這時候，神呼召保羅，作為向外 邦人傳福音的使徒；這樣，福音便在外邦人中大大的廣傳，從巴勒斯坦及小亞細亞一帶，到希臘以至義大利各城，福音的種籽撒下，教會便在這些地方萌芽、茁長。 不過我們必須了解，在使徒時期，教會只是零零星星的散佈於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及義大利各地，而每處的信徒仍是非常稀少，且限於低下層；但這樣零星地 散佈的基督徒群體卻在以後短短二百年間，使他們的信仰成為改造整個羅馬帝國文化的重要動力。我們不妨在這裏看看初期教會擴展的情況。

談到教會的擴展，很多史學家都以安提阿為中心，因為在初期教會，安提阿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基地，教會第一隊向外傳教的宣教隊便是在這裏組成的，那便是保羅和巴拿巴組成的宣教隊。相傳多馬也是從安提阿出發，往東到達巴非亞王國（Parthia）傳道，然後再往東到達印度。

首 先我們談談教會向東推進的發展。從安提阿向東北推進，福音傳到伊德撒（Edessa）。伊德撒是當時從小亞細亞及敘利亞往亞美尼亞（Armenia）境的 必經之路。大低因為它是貿易的通道，早在一世紀，福音已傳到這裏。相傳伊德撒的國王當耶穌在世時，寫信給耶穌，求祂為他治病；而耶穌復活後便差一使徒前往 為他治病，因而使全城歸主。無論這傳說是否真實，教會很早已在這裏建立穩固的基礎卻是事實。在主後第二世紀末，基督教已在這裏被奉為國教。按一位教父的記 載，當時首先由王室接受基督教，然後人民跟著信主。由伊德撒再往東，福音傳到米索波大米亞一帶，直到波斯的邊界。當時米索波大米亞境內的人民多信奉拜火 教，但拜火教漸漸失其活力，故教會很容易在這裏建立基地。在主後二百二十五年，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之間的境界，教會已有二十多位主教，亦即建立了二 十多個教區。然而再往東到波斯，福音便面對很大阻力。在這裏，拜火教也是國教，但這裏拜火教的組織非常嚴密，因而對基督教產生了統一而有力的抗拒。

從 伊德撒北上，福音傳入小亞細亞的加帕多家境內，再由加帕多家傳入亞美尼亞。在第三世紀時，一位名叫貴格利（被稱為光照者貴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240-332 A.D.）的人從亞美尼亞往加帕多家求學，在那裏信主，便毅然回亞美尼亞傳福音；他本身是貴族，於是便首先向貴族傳，忍受了一段時期的逼迫，終於帶領亞美 尼亞王信主，跟著更帶領全國歸主。時至今日，亞美尼亞的文化與基督教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亞美尼亞人的愛國情操與他們的信仰生活也是緊密相連的。

從 安提阿向西，那便是當日保羅傳道最活躍的小亞細亞。在保羅所建立的基礎上，教會發展得很快。從當時一位名叫皮裏紐（Pliny the Younger）的巡撫在主後一百一十年寫給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的信中，我們便可見福音的廣傳。他告訴皇帝，在他到任時，因為信基督教的人日 漸增加，不少廟宇冷淡不堪，由此便可見基督徒的人數一定不少。在腓尼基，教會在各大城市被建立起來。不過在加拉太境內，福音的拓展相當緩慢。小亞細亞北部 的本都，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抗拒福音；但到了第三世紀，因著一位被稱為行異能的貴格利（Gregory the Thaumaturgos）忘我地傳福音，幾十年間便幾乎全境都歸主；相傳他到本都時只有十七人信主，但到他去世時，本都全境只有十七人仍未接受福音。這 傳說固然不能盡信，但由此便可見一個人的熱忱，有時可以產生突破性的作用。除了熱忱以外，貴格利還有一秘訣，就是靈活地運用當地的節期及慶典來表達基督教 的信仰，使當地的風土人情基督化，信徒無需感到做了基督徒後就得與固有的文化斷絕關係，基督教反而變得非常親切。

按 早期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的記述，馬可及亞波羅是最早到埃及傳福音的人。他們開始在亞歷山大港工作，到二世紀末，亞歷山大港已經成為教會擴展的基地；第三世 紀初，一間頗具規模的「門徒訓練中心」也成立，用來裝備信徒，以應付在信仰、生活及傳福音上的各種挑戰。主後二百三十五年，單就亞歷山大港便已經有二十位 主教。與此同時，迦太基亦成為基督教在北非擴展的中心。在北非，教會擴展的速度真是令人驚嘆，約在二百二十年，教會在迦太基召開會議時，北非只有七十二名 主教參加；三十年後，主教的人數增至九十多位，而三百年左右，主教人數竟接近二百位（即表示有二百多個教區），可見發展何等迅速。

在義大利，教會的發展也很驚人，在一百四十年左右，全義大利只有十二位主教，而二百五十年左右，單單南義大利便已有接近一百名主教。在這時，羅馬城約有四十間教堂，一名主教，四十六名長老，教會所收容的寡婦竟達一千五百名。有史學家估計羅馬城當時信徒的人數在三萬人以上。

總括來說，在二百五十年左右，全羅馬帝國的基督徒已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依照這個形勢，沒有君士坦丁大帝在三百一十五年接受基督教，羅馬帝國基督化也是指日可待的事。以上所談是基督教的擴展，現在我們要看看這樣神速的擴展，其原因何在？我們有什麽功課可以學？

初期教會成功的秘訣

十 八世紀極負盛名的史學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 A.D.），寫了一本史學巨著，就是有名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在這本書中，他用了相當長的篇幅描述基督教的發展，說明基督教在當時文化轉變中的重要性。 吉朋本人雖對基督教相當敵視，然而在討論基督教的擴展時，也不能不驚嘆初期教會的生命力是多麽強勁。他認為教會之所以能成功地將福音傳開，有五個主要的原 因：

第 一，基督徒對於他們所信的有一種極度的狂熱。基督徒一改以往猶太教的偏狹思想，不再堅持猶太民族的特殊地位，而將救恩普澤於萬民，並且強調四海之內皆兄弟 的道理。然而，他們卻絕不妥協、絕不放鬆地堅持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執著連奧熱流大帝（Marcus Aurelius, 121-180 A.D.）也覺得不能接受，他認為基督徒最為可憎，對社會、文化最壞的影響，乃在他們太固執。他們不留餘地的棄絕異教的信仰及生活方式。在過去，信奉宗教 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宗教的活動（例如不時到廟裏參拜），不一定對整個人的生命有什麽重要的意義，對當時的基督徒來說，他們的信仰完全改變、占據他們的生 命，基督教信仰革了他們的命，叫他們重新再活過來。於是「悔改」（Conversion）的觀念第一次在希臘羅馬的文化中出現。基督徒很清楚的表明他們是 獨特的一群，他們不怕與眾人不同。亦因這緣故，他們信仰的內涵，生活的方式，便顯得非常鮮明，絕不混淆。這樣鮮明的信仰也迫使有心的人作清清楚楚的抉擇。 在另一方面，初期的基督徒在傳福音的熱忱上，也是使人驚嘆不已的。在新約，我們看到使徒領著一些信徒東奔西跑的去傳，傳福音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在《十二 使徒遺訓》中，我們看到當時很多平信徒放下他們的產業，成為巡迴佈道者，完全以傳道的事為念，生活則完全倚靠其他信徒的供應。第三世紀中葉的教父俄利根 說：「基督徒盡他們所能，將福音傳遍普天下。有些弟兄更以此為他們的事業，從一城到另一城，一村到另一村，領人歸主，……許多時候他們連最起碼生活所需的 供應也拒絕接受。」當時很多的教會領袖，本身就是很成功的佈道者，例如玻雷卡（二世紀一殉道主教）便是很出色的傳道者；又如愛任紐主教，為了更有效的向不 同的人傳福音，他竟毅然學習多國語言。鮮明的信仰，以極度的熱忱傳出去，其感染力必然很強，因此初期的教會便增長得很快。

第 二個原因，是由於基督徒對主耶穌再來的等待，極度的懇切。這種生命態度在當時非常重要。當時政治動蕩，羅馬帝國內部分裂，政治暗殺頻生，而外敵的侵擾也越 來越多，因此，當時真是人心惶惶，有朝不夕保的感覺。但基督徒在一心等待主再來的心態中生活，一切的動亂，反成為主再來的一些徵兆，叫他們更殷切期待。正 因他們生活在盼望中，一切人間的苦難，他們都能堅忍。因此，在其他人的眼中，他們的生命力，真是強得驚人，就是面對死亡，他們也不懼怕。他們在等待將來的 審判和將來的獎賞中生活，叫他們生活得更有活力，更有勁，於是在與其他宗教相比之下，基督教便顯得有極大的生命力，這對非信徒是一個很大的吸引。

第 三個原因，他們仰賴聖靈的能力，在世人當中行神跡奇事。先知的講論，方言的恩賜，治病、趕鬼的能力，在他們當中是非常真實的。連敵視基督教的吉朋也覺得， 失去這種神跡奇事的體驗是教會一個很重要的損失，他帶著諷刺的口吻對他同時代的基督徒說：「初期教會的神跡異能，在許多世紀以來已經在教會中確定地位，但 在最近這些年代，卻備受攻擊；雖然信徒中仍有不少堅信神跡異能，我們的神學教授卻視之為基督教信仰的絆腳石。」這段諷刺的話對於我們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第 四個原因，初期的基督徒要求自己過著極度聖潔嚴謹的生活。這種生活的見證，對於他們的鄰舍真是既直接又具體。當時教會對于申請受浸加入教會的人有非常嚴格 的要求。從《十二使徒遺訓》，我們看到他們對慕道的人的教導，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操練上。慕道者的操練課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去除舊惡；第二階段是學 習在社交生活及政治參與的活動上，完全順服基督的教訓；第三階段則操練守望、警醒、禱告；第四個階段操練站立穩固，抵擋試探。在希波律提主教領導的教會 中，一位慕道者要經過三年這樣的操練課程，才被接納加入教會。由此可見初期教會對信徒的生活持守著多麽嚴謹的態度。

第五個原因，便是基督 徒相愛的團契生活，對未信的人真是很大的吸引。當時的教會沒有什麽有形的組織及架構，但信徒們卻緊密相連，彼此相顧。在他們中間，一切社會制度所造成人與 人之間的隔閡都消除了，奴隸與主人在教會內完全平等，富有的與極貧寒的都能一同坐席，分享愛筵。在彼此扶持、鼓勵中。他們更能抵受外來的種種壓力；反過 來，外來的壓力只會叫他們更加團結。

除了以上五點原因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其他原因，例如信徒對鄰舍的關懷，是很有力的見證。有些信徒信主 之後，將一切的產業變賣，分給貧窮人；教父巴西流和安波羅修都是極富有的人，他們為了照顧受飢荒災害的飢民，便將自己所有家業變賣。有些信徒為了照顧一些 極度貧窮的人，竟願自己禁食，把所餘的分給他們。這樣對別人捨己的關懷，就是敵視基督教而企圖復興羅馬異教的羅馬皇帝朱利安（Julian）也感到驚異； 因此，他認定，基督教成功的秘訣是在於基督徒對人舍己的愛，而羅馬異教的失敗，乃在於對人缺乏關懷。他寫信給他手下的大祭司亞撒基雅時說：「那些不虔不義 的加利利人，不單餧養自己的窮人，竟也餧養我們的窮人，而我們自己的窮人竟得不到我們的照顧。」他於是吩咐亞撒基雅帶領他的屬下信徒效法基督徒愛人的榜 樣，以求擴展異教。為此目的，他賜下三萬鬥穀糧給亞撒基雅，作為周濟窮人之用。

在這裏我還可用一件事例來表明初期基督徒如何實踐捨己愛 人。史學家優西比烏記錄了狄尼修對主後二百六十三年亞歷山大瘟疫一段感人的描述：「一場瘟疫隨戰爭而來……我們大多數的弟兄表現了極度的仁愛。他們互相鼓 勵，勇敢無懼地探望病者，照顧、服侍他們。他們甘心染上鄰舍的疫病，受他們所受的痛苦。不少弟兄在照顧病者時得病死去……反過來，外邦人便很不同，他們撇 下那些初現病症的人，就是至親，他們也棄而不顧。」基督徒如此仁愛的表現，對於未信的人的確有很大的感染力。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便是 基督徒願意為信仰忍受迫害，甚至捨棄生命，這種堅貞的信心，使不信的人不能不嚴肅的考慮他們所信的是否真實。一個願意以生命來堅立信仰的人，是任何人也不 能輕易地置之不理的，他們所信的一定有使人折服的地方。如此，很多人便被這種以生命作保証的信仰所感動，歸信基督。

教會史與人物誌: 海外宣教運動

教會史與人物誌: 海外宣教運動: 1. 海外宣教運動的興起 英 國福音派大復興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帶進了十九世紀蓬勃的海外宣教運動。其實早在十八世紀初，德國敬虔運動的中心─哈勒大學、摩爾維亞教會、以及貴格會等團 體，已陸續差遣教士前往歐、美、亞、非等地，並設立了幾個相關的宣教組織。然而，真正普遍的海外宣教...

待降節(Advent)的意義

「待降節」是基督教節期的開始。所謂「待降」（Advent）這名辭原出於拉丁文，意思是「來臨」，就是等待耶穌基督的再度降臨，一方面紀念祂曾降臨，一方面則期待祂二次降臨。「待降節」更好是說「待降節期」，因為這個節期包括了四個禮拜，就是聖誕節的前四個禮拜。所以一般來說都是從十一月最後的那個主日開始算起，持續四個主日，直到聖誕節達到節慶高潮。

從教會歷史來看，「待降節」可以溯源至主後第四世紀的末期，在那個時候是稱為「聖誕節前的準備期」，當時基督徒以40天的靈修、禁食祈禱預備心來迎接救主的聖誕，到了第七世紀時才縮減成四個主日。為何「待降節」需有四個主日呢？這四個主日代表了四個意義：紀念主的道成肉身、主的死、耶路撒冷的毀壞，以及基督即將再來的審判。

「待降節」最重要的信息就是「道成肉身」。在「待降節」的期間，我們的教會、信徒應該深深地思考主耶穌來臨的目的，以及祂在一生之中一切的行事和教訓，而信徒應該以悔改的心反省自己的信心是否符合主的旨意。所以對基督徒來說，待降節是靈修、懺悔、等候和預備的節期，一方面以悔改的心來反省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否符合主的旨意，並求主重新誕生在我們的心中，使我們的靈命得到更新。

若說到待降節，一般信徒比較有印象的就是「花圈」和「蠟燭」。沒錯！待降節期的裝飾，是以一個「待降環」（Advent Wreath）和五支蠟燭所組成，大部分是用紫色的蠟燭（可用三支紫色、一支粉紅色、一支白色；或四支紫色、一支白色），因為紫色代表莊嚴與尊貴。第一主日點燃一支，第二主日點燃兩支，如此類推，直到聖誕節點燃那支中間的白色蠟燭。前四支蠟燭代表的，分別是希望、信心、喜樂、和仁愛，而白色蠟燭則代表基督是世界的光。

二十世紀海外宣教運動

（本文摘自http://www.uh.edu/ccbsg/Files.Sharing/jiaohuishi/jdjhsl-9.htm）
路 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上帝的主權，認定上帝國度的擴展只能由他親自揀選推動，人除了祈禱以外，便無能為力，故更正教的宣教意識本已不強烈：加上宗教改革深受 民族主義的影響，因此佈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自我中心思想所限制。除莫拉維運動的參與者有向外佈道的觀念外，憲制的宗教改革者大都沒有清晰的宣教與佈道 意識，他們也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遠比天主教所做的遜色。

天 主教的海外宣教傳統源遠流長，這當然與它強調教會的普世性有密切關係。自古以來，大公教會就宣稱它是人間唯一的得救門徑，任何人必須加入，否則不能得救， 福音廣傳自是它的首要任務。且不再翻提早期羅馬教會派遣傳教士到英倫傳教，中世紀不少修會以向外傳教為其職志這些陳年舊賬；單在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在其 改革運動中，成立了一個重要的宣教修會：耶穌會（耶穌會的海外傳教工作非常出色，更派遣傳教士遠渡到中國，當中包括有名的利瑪竇、湯若望等），更正教的宣 教工作自然是望塵莫及了。

純粹從信仰的角度說，海外宣教事業 之所以能?動，實取決於以下兩個政治經濟因素：第一，教會是否有普世的識見。倘若我是葡萄牙的國民，而國家正處於向外擴張的時期，國旗插遍了全球各地，這 無疑使將我的國際視野擴闊了。惟有首先具備對世界的認識，才能有關懷普世的福音工作。第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動需要有足夠的支援，這包括經濟及軍事兩方 面。沒有雄厚的經濟支援，根本維持不了昂貴的海外宣教事工。我們不可將現今海空交通發達的情況，套人十八世紀的社會場景中，在那時候，遠洋航行不單風險基 大，費用也非常高昂。
此外，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以為保護，海 外宣教工作亦是難以開展的。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先進的航海技術是隨商業經濟及軍事擴張而發展的；其二，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護航，船隊也難以安全抵達目的 地，更遑論從事宣教了；其三，宣教工作大多首先在母國所霸佔的殖民地進行，故母國籍軍事和經濟力量開闢的疆域愈大，供宣教士馳騁的空間便愈廣闊。如此看 來，歐美的海外宣教，與軍事和經濟的擴張，的確是分不開的。

英 國是十八世紀最強大的海權國家，大不列顛國（GreatBritain）有[日不落國] 的美譽，國旗遍佈世界各地，獨領風騷。故她在這個世紀亦成為宣教士的最大輸出國。宣教活動與海外的政治與經濟擴張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不過，我們卻不同意某些對宣教工作陰謀論式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宣教士是殖民地擴張的先鋒部隊等。我們相信開展宣教事工的原初動機是 純粹宗教性的，就是要實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　宣教士在這個福音使命的感召下，離開他們熟悉的社會和文化，踏足一個完全陌生的宣教工場，並擺上一切 包括性命在內的重大代價。至今並無證據顯示更正教的差會與宣教士曾被政府授予任何的政治或經濟任務，而宣教士在工場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亦毋須向任何一個政 府部門交代。因此，所有關於宣教士為殖民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臆測的。個別宣教士也許出於民族感情或其他考慮，曾在宣教工場上參與其母國的政治及經濟活動，但 這樣的事件只能說是偶然的、獨立的，絕對不是按照某個既定的侵略計劃而有的行動。事實上，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由政客與商人所組成的殖民者，大都不歡迎宣 教士到來，惟恐宣教士會妨礙他們對被統治者的肆意盤剝呢！雖然來自相同國家，宣教士與殖民者的利益卻非一致的。

由 於宣教工作肇始於對外擴張的時期，故差會和宣教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擴張主義的時代心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將福音使命與文化征服混同起來，認定所有非西方基 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不僅是落後的、野蠻的、無知的，更是屬於魔鬼的；宣教士的責任除了要改變這些人民的信仰外，也得?蒙他們愚味閉塞的思想，改造他們的社 會和文化，使他們並入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開化（civilizing）與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 是同一個使命的一體兩面。1816年，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明文確定其對本土印第安人的宣教立場：[讓整個部落說英語，在生活習慣上開化，在宗教信仰上接受基督教] 。這樣的宣教觀點為宣教事工及日後建立的所謂[後進] 教會，帶來無窮的禍患，至今仍未能徹底消弭。

隨著威廉克理的宣教呼聲與他所作的典範，加上當時英國及美國已培育出恰當的宣教土壤，故向海外宣教的異象得到兩國教會及信徒強烈的反應。十多年間，海外宣教組織紛紛成立。
英國方面，由公理宗的信徒組成的[倫敦傳道會] （LondonMissionary Society）於 1795年成立，並派遣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傳教。此外，[蘇格蘭傳道會] （The Scottish and Glasgow Missionary Societies）亦於1796年成立。 1799年年聖公會低教派牧師及信徒組成了[教會傳道會] （The ChurchMissionary Society），這也不是聖公會的官方組織。1804年，[大英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致力將聖經翻譯成各地方言語。1814年，[循道宗傳道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這是首個宗派性的差會。嗣後，有更多宗派與超宗派的差會陸續建立。

美國方面，公理宗平信徒自發組成「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簡稱[美部會]於1810年成立，這是十九世紀最大的差會。1814年，浸信宗傳道會）（The 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or Foreign Missions，後稱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亦成立。

歐洲方面，1815年，第一個歐洲差會成立，名為[巴色會]（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由一班在瑞土巴塞爾（又譯巴色 ）受改革宗影響的信義宗信徒組成，這即是日後的崇真會。
從 威廉克理發出向海外宣教的呼籲開始，短短二十年間，便已有十個歐美各地的差會成立，可謂蔚然成風。這些新成立的差傳機構，紛紛差派宣教士到各地傳教，建立 福音據點。而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愈來愈多超宗派的宣教團體成立。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在1865年成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成了日後那些所謂信心差會（FaithMission）的樣板典型。它們不設籌款制度，宣教士也沒有固定薪酬，純粹憑信心踏入工場。日 後，也有不少宣教土是不經任何差會差派，帶著自己的家財或自籌資助，獨自前赴宣教的，這些「自給自足。（self－employed）的宣教士稱為[信心 宣教士]。
由 於十九世紀的英國及二十世紀繼起的美國，都是頭號的經濟強國，工商業發達，足以支援成千上萬的宣教士到海外工作。加上英國的殖民地遍佈全球，由非洲開始， 綿延至近東、阿拉伯半島、印度、東南亞、香港（及中國），都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英國及與英國有邦交的國家差會實在不愁沒有可供開拓的工場。

倘 若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海外宣教事業的拓荒期，則從 1850到1900年，便是更正教宣教運動擴展的黃金時期。從年份來看，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踏足中國；而在1835年，宣教土首次踏足日本。由此可 見，在歐美教會覺醒到海外宣教的責任後，不到半個世紀，宣教土便已來到最偏遠的遠東地區。粗略地從地理和國家上說，基督教已到達了[地極]，雖然事實上尚 有許多內陸地方和人民未聞福音。

由 於歐美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雄霸全球，亞洲和非洲諸國在自願或被迫的情況下，都得向宣教士大軍開放，容讓他們在全國各地建立福音據點。1857年，印度全面開 放傳道；1860年，中國被迫要全面開放傳道。這年因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脅迫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傳教成了中國割讓給西方的附帶條件之一，中國須全面向 列強開放，外國人可以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自由活動。宣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保障下，得以自由進入內地，從事福音和慈惠工作。政治與宗教關係之密切，是很難簡 單地否定的。

近代宣教運動的最大成就，是將基督教變成普世宗 教。在十八世紀以前，基督教雖不至說是歐美白人的宗教（在近東和非洲，尚有一些小教派存在），但卻與全球大多數民族無關。惟有在宣教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 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數國家裏奠立根基，並且以一個較多元化的面貌展現於人前。倘若沒有宣教運動，今日基督教的境況肯定大大不同。

除 了擴展基督的國度以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的日後發展最少有兩個重要的貢獻。第一個貢獻是促進了普世合一運動。一方面由於宣教運動是大奮興運動的直接?物， 而後者主要由平信徒帶動的超宗派運動，故合一意願較強；另方面，宣教工作顯示了各種棘手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是教會過去從未遇上的，故要求不同宗派的參與者 通力合作，共同處理。特別在異域的宣教工場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間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宣教運動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普合一運動的先驅和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們 第九課所要講述的課題。

第二個貢獻是大幅提升教會中婦女的地 位。無可否認，基督教向來都有以男性為中心的傾向，傳道同工和管理階層多由男性擔任，許多教會禁止婦女站上講壇，更遑論按立婦女為牧者了。可是，一個有趣 的現象是，在十九世紀末以後，婦女宣教士的人數逐漸超越了男性，並且一直維持領先的地位，直到今日。因為男性宣教士大多攜同家眷前赴宣教工場，卻有不少婦 女是單身踏上宣教之旅的，故連同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合計，婦女人數便較男性為多了。宣教工場的人力需求緊張，無論男或女，宣教士都要擔任獨當一面的角色，難 以期望有同工可與配搭；要是某個福音據點由女宣教士負責，那她自然得承擔講道與派餐的工作，不可能每周從別處調遣一位男性同工前來協助。因此，傳統教會許 多宗教與文化的條條框框，在宣教工場上都被打破了。舉例而言，英國聖公會近年才通過按立女牧師，但仍遭到不少人反對；但在中國，早於四十年代便已有聖公會 女牧師被按立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亞洲和非洲等地區由宣教工場發展出來的教會，婦女地位一般都較在歐美本土教會的為高，她們實際參與教會各方面的工 作，並且躋身管理和領導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