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海外宣教運動

（本文摘自http://www.uh.edu/ccbsg/Files.Sharing/jiaohuishi/jdjhsl-9.htm）
路 德與加爾文非常強調上帝的主權，認定上帝國度的擴展只能由他親自揀選推動，人除了祈禱以外，便無能為力，故更正教的宣教意識本已不強烈：加上宗教改革深受 民族主義的影響，因此佈道事工也頗受狹隘的民族自我中心思想所限制。除莫拉維運動的參與者有向外佈道的觀念外，憲制的宗教改革者大都沒有清晰的宣教與佈道 意識，他們也不曾推動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動起步甚晚，遠比天主教所做的遜色。

天 主教的海外宣教傳統源遠流長，這當然與它強調教會的普世性有密切關係。自古以來，大公教會就宣稱它是人間唯一的得救門徑，任何人必須加入，否則不能得救， 福音廣傳自是它的首要任務。且不再翻提早期羅馬教會派遣傳教士到英倫傳教，中世紀不少修會以向外傳教為其職志這些陳年舊賬；單在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在其 改革運動中，成立了一個重要的宣教修會：耶穌會（耶穌會的海外傳教工作非常出色，更派遣傳教士遠渡到中國，當中包括有名的利瑪竇、湯若望等），更正教的宣 教工作自然是望塵莫及了。

純粹從信仰的角度說，海外宣教事業 之所以能?動，實取決於以下兩個政治經濟因素：第一，教會是否有普世的識見。倘若我是葡萄牙的國民，而國家正處於向外擴張的時期，國旗插遍了全球各地，這 無疑使將我的國際視野擴闊了。惟有首先具備對世界的認識，才能有關懷普世的福音工作。第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動需要有足夠的支援，這包括經濟及軍事兩方 面。沒有雄厚的經濟支援，根本維持不了昂貴的海外宣教事工。我們不可將現今海空交通發達的情況，套人十八世紀的社會場景中，在那時候，遠洋航行不單風險基 大，費用也非常高昂。
此外，沒有足夠的軍事實力以為保護，海 外宣教工作亦是難以開展的。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先進的航海技術是隨商業經濟及軍事擴張而發展的；其二，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護航，船隊也難以安全抵達目的 地，更遑論從事宣教了；其三，宣教工作大多首先在母國所霸佔的殖民地進行，故母國籍軍事和經濟力量開闢的疆域愈大，供宣教士馳騁的空間便愈廣闊。如此看 來，歐美的海外宣教，與軍事和經濟的擴張，的確是分不開的。

英 國是十八世紀最強大的海權國家，大不列顛國（GreatBritain）有[日不落國] 的美譽，國旗遍佈世界各地，獨領風騷。故她在這個世紀亦成為宣教士的最大輸出國。宣教活動與海外的政治與經濟擴張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不過，我們卻不同意某些對宣教工作陰謀論式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宣教士是殖民地擴張的先鋒部隊等。我們相信開展宣教事工的原初動機是 純粹宗教性的，就是要實踐耶穌基督所頒佈的大使命;　宣教士在這個福音使命的感召下，離開他們熟悉的社會和文化，踏足一個完全陌生的宣教工場，並擺上一切 包括性命在內的重大代價。至今並無證據顯示更正教的差會與宣教士曾被政府授予任何的政治或經濟任務，而宣教士在工場所從事的一切活動，亦毋須向任何一個政 府部門交代。因此，所有關於宣教士為殖民主義者的指控都是臆測的。個別宣教士也許出於民族感情或其他考慮，曾在宣教工場上參與其母國的政治及經濟活動，但 這樣的事件只能說是偶然的、獨立的，絕對不是按照某個既定的侵略計劃而有的行動。事實上，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由政客與商人所組成的殖民者，大都不歡迎宣 教士到來，惟恐宣教士會妨礙他們對被統治者的肆意盤剝呢！雖然來自相同國家，宣教士與殖民者的利益卻非一致的。

由 於宣教工作肇始於對外擴張的時期，故差會和宣教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擴張主義的時代心態。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將福音使命與文化征服混同起來，認定所有非西方基 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不僅是落後的、野蠻的、無知的，更是屬於魔鬼的；宣教士的責任除了要改變這些人民的信仰外，也得?蒙他們愚味閉塞的思想，改造他們的社 會和文化，使他們並入由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開化（civilizing）與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 是同一個使命的一體兩面。1816年，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明文確定其對本土印第安人的宣教立場：[讓整個部落說英語，在生活習慣上開化，在宗教信仰上接受基督教] 。這樣的宣教觀點為宣教事工及日後建立的所謂[後進] 教會，帶來無窮的禍患，至今仍未能徹底消弭。

隨著威廉克理的宣教呼聲與他所作的典範，加上當時英國及美國已培育出恰當的宣教土壤，故向海外宣教的異象得到兩國教會及信徒強烈的反應。十多年間，海外宣教組織紛紛成立。
英國方面，由公理宗的信徒組成的[倫敦傳道會] （LondonMissionary Society）於 1795年成立，並派遣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華傳教。此外，[蘇格蘭傳道會] （The Scottish and Glasgow Missionary Societies）亦於1796年成立。 1799年年聖公會低教派牧師及信徒組成了[教會傳道會] （The ChurchMissionary Society），這也不是聖公會的官方組織。1804年，[大英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致力將聖經翻譯成各地方言語。1814年，[循道宗傳道會]（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這是首個宗派性的差會。嗣後，有更多宗派與超宗派的差會陸續建立。

美國方面，公理宗平信徒自發組成「美國國外佈道理事會。（簡稱[美部會]於1810年成立，這是十九世紀最大的差會。1814年，浸信宗傳道會）（The 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or Foreign Missions，後稱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亦成立。

歐洲方面，1815年，第一個歐洲差會成立，名為[巴色會]（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由一班在瑞土巴塞爾（又譯巴色 ）受改革宗影響的信義宗信徒組成，這即是日後的崇真會。
從 威廉克理發出向海外宣教的呼籲開始，短短二十年間，便已有十個歐美各地的差會成立，可謂蔚然成風。這些新成立的差傳機構，紛紛差派宣教士到各地傳教，建立 福音據點。而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有愈來愈多超宗派的宣教團體成立。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在1865年成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成了日後那些所謂信心差會（FaithMission）的樣板典型。它們不設籌款制度，宣教士也沒有固定薪酬，純粹憑信心踏入工場。日 後，也有不少宣教土是不經任何差會差派，帶著自己的家財或自籌資助，獨自前赴宣教的，這些「自給自足。（self－employed）的宣教士稱為[信心 宣教士]。
由 於十九世紀的英國及二十世紀繼起的美國，都是頭號的經濟強國，工商業發達，足以支援成千上萬的宣教士到海外工作。加上英國的殖民地遍佈全球，由非洲開始， 綿延至近東、阿拉伯半島、印度、東南亞、香港（及中國），都是英國的勢力範圍，英國及與英國有邦交的國家差會實在不愁沒有可供開拓的工場。

倘 若十九世紀上半葉是海外宣教事業的拓荒期，則從 1850到1900年，便是更正教宣教運動擴展的黃金時期。從年份來看，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踏足中國；而在1835年，宣教土首次踏足日本。由此可 見，在歐美教會覺醒到海外宣教的責任後，不到半個世紀，宣教土便已來到最偏遠的遠東地區。粗略地從地理和國家上說，基督教已到達了[地極]，雖然事實上尚 有許多內陸地方和人民未聞福音。

由 於歐美的政治和軍事勢力雄霸全球，亞洲和非洲諸國在自願或被迫的情況下，都得向宣教士大軍開放，容讓他們在全國各地建立福音據點。1857年，印度全面開 放傳道；1860年，中國被迫要全面開放傳道。這年因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脅迫滿清政府簽訂北京條約，傳教成了中國割讓給西方的附帶條件之一，中國須全面向 列強開放，外國人可以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自由活動。宣教士在不平等條約的保障下，得以自由進入內地，從事福音和慈惠工作。政治與宗教關係之密切，是很難簡 單地否定的。

近代宣教運動的最大成就，是將基督教變成普世宗 教。在十八世紀以前，基督教雖不至說是歐美白人的宗教（在近東和非洲，尚有一些小教派存在），但卻與全球大多數民族無關。惟有在宣教士前仆後繼的努力下， 一直到了二十世紀，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數國家裏奠立根基，並且以一個較多元化的面貌展現於人前。倘若沒有宣教運動，今日基督教的境況肯定大大不同。

除 了擴展基督的國度以外，宣教運動對基督教的日後發展最少有兩個重要的貢獻。第一個貢獻是促進了普世合一運動。一方面由於宣教運動是大奮興運動的直接?物， 而後者主要由平信徒帶動的超宗派運動，故合一意願較強；另方面，宣教工作顯示了各種棘手的文化和社會問題，是教會過去從未遇上的，故要求不同宗派的參與者 通力合作，共同處理。特別在異域的宣教工場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間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宣教運動是二十世紀基督教普合一運動的先驅和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們 第九課所要講述的課題。

第二個貢獻是大幅提升教會中婦女的地 位。無可否認，基督教向來都有以男性為中心的傾向，傳道同工和管理階層多由男性擔任，許多教會禁止婦女站上講壇，更遑論按立婦女為牧者了。可是，一個有趣 的現象是，在十九世紀末以後，婦女宣教士的人數逐漸超越了男性，並且一直維持領先的地位，直到今日。因為男性宣教士大多攜同家眷前赴宣教工場，卻有不少婦 女是單身踏上宣教之旅的，故連同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合計，婦女人數便較男性為多了。宣教工場的人力需求緊張，無論男或女，宣教士都要擔任獨當一面的角色，難 以期望有同工可與配搭；要是某個福音據點由女宣教士負責，那她自然得承擔講道與派餐的工作，不可能每周從別處調遣一位男性同工前來協助。因此，傳統教會許 多宗教與文化的條條框框，在宣教工場上都被打破了。舉例而言，英國聖公會近年才通過按立女牧師，但仍遭到不少人反對；但在中國，早於四十年代便已有聖公會 女牧師被按立了。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在亞洲和非洲等地區由宣教工場發展出來的教會，婦女地位一般都較在歐美本土教會的為高，她們實際參與教會各方面的工 作，並且躋身管理和領導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