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神學的方法---綜論實踐神學研究方法

神學研究作為學術體制的成果之一，必須接受學術群體的檢驗，為達學術的要求，須建立研究鑑別的學術標準。所有神學的學科，都會採用來自其他學科的鑑別工具。聖經研究使用的鑑別工具，來自歷史分析鑑別法（historical analysis and criticism）、文學鑑別法（literary critical methods） 及考古研究鑑別方法（archaeological research method）；哲學即為系統神學的鑑別工具。由於實踐神學的關注焦點是基督信仰的踐行，因此借用了社會科學的方法，以社會科學作為其重要的合作伙伴。我們都置身在社會現實中，並奉基督之名為此而服事，因此社會科學只是基本工具，幫助我們了解社會的現實。天主教神學家拉納指實踐神學是教會歷史之任何時刻，教會如何在此時此地自我實現的學科。然而，要科學化地進行對教會實況的神學反思，實踐神學則需社會學。

 

十八世紀以前，主流神學僅將實踐神學視為神學理論的應用，直到士萊馬赫主張應重新思考，如何運用當代思潮回應及詮釋基督信仰的反省，並將實踐神學脫離應用神學的窠臼，成為神學的三大範疇之一。田立克的神學方法更為強調聖經和當代處境之關聯（correlation）。因此，神學與社會科學可以是實踐神學最主要的研究基礎。神學談論上帝及涵蓋與上帝有相關的一切。不同於其他領域的神學，實踐神學看重上帝在現今的存在。因此，也必須看重上帝如何在人類經驗中的臨在，及人類如何回應當代信仰的實踐。John Swinton 和Harriet Mowat 亦在Practical Theolog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一書中，提出實踐神學所具備的四個主要概念：批判性、神學反思、研究上帝的軌跡以及信仰實踐，來提醒教牧人員在進行教牧工作，能夠更重視神學批判及反思，尋找上帝在那時那刻（there and then）至此時此刻（here and now）落實信仰的實踐。

 

採用實踐神學研究方法，需以三個重要範疇為焦點：處境議題、神學的反省與基督的實踐。因實踐神學關注焦點是基督信仰的實踐，它雖借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以社會科學作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以反映其為「由下而上」的神學模式。由下而上的神學觀點強調，從最底層、最邊緣的人身上來探討神學議題。

 

實踐神學可以使用社會科學以實證為基礎的研究方法，將量或質的資料加以統計或分析，成為可詮釋的數字或言說。然而，在實踐神學的研究設計中，包含了五個研究發展歷程架構如下：

 

(1) 研究核心議題；

 

(2) 文獻回顧（literature review）；

 

(3)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4) 研究歸納與發現；

 

(5) 結論建議。

 

意即以上述的研究歷程，來產出神學對社會處境的理解與反思，並進而加以詮釋。

 

「質」的研究重視人的經驗與意義，以及人在不同的、特有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經驗與解釋。質性研究需深入社會現象中，但人類生活與經驗本身就充滿複雜、豐富、多元的張力。質性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在複雜、多元、模糊性脈絡中建立經驗的詮釋，主張凡過於清晰、理性、單一的描述和解釋，往往容易概化掉特殊而深刻的經驗。因此，質性研究乃為專家研究之取向，研究者需在該研究中具備充足及優質的詮釋能力，把經驗證據與抽象概念融合起來，建立起新的概念與理論。相較以數據方式呈現的量化研究，質性研究是藉由被研究者（研究參與者）的立場，來接近社會的真實現象。Sharan B. Merriam 指出，質性研究的核心思維是從被研究者（研究參與者）的觀點，理解研究興趣的現象，並有興趣於探索人對其所處的世界及生活經驗認知的意義建構。換言之，質性研究呈現出被研究者（研究參與者）如何詮釋其經驗、如何建構他們的世界，並透過研究者蒐集資料後的歸納過程，充分描述呈現研究的結果。

 

對實踐神學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質性研究乃是以社會學現象為基礎，特別針對弱勢族群為主體之研究方法。它是從被研究者（研究參與者）的立場來看研究問題；是一個建立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積極互動的基礎上。研究者必須探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經過充分地收集資料，在觀察、學習、體認、包容和欣賞被研究者的認知架構之過程中，產生理解和詮釋。如是之研究過程，完全了由下而上的神學想望，也對亞洲作神學的處境，在邊緣的、非主流的、弱勢的特殊性，提供了更為深刻的回應基礎。在Nancy Jean Vyhmeister 和Terry Robertson 所編輯的著作Quality Research Papers: For Students Of Religion And Theology 中提出的觀點：教牧研究（Pastoral Research）除了使用社會科學方法，並加增聖經與神學的觀點，透過人物或事件來進行分析、批判、反思與創造，並達到「被研究者」的需求與教牧人員在執行教牧職事上的有效性。

 

質性研究在二十世紀有更多元的發展。最具發展影響的學派包括民族誌（ethnography）、敘事分析( narrative analysis)、個案研究(case study research)、俗民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etical research）、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以及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等，其方法學在神學跨領域的研究中，都值得嘗試運用。愈來愈多研究指出，故事∕敘事的分析能豐富對弱勢者、邊緣人及被害者的生命的了解。當被害者故事訴說著她們的絕望、背叛、壓迫、懷疑和信念，被害者的故事意義深遠，遠超乎她們簡單的語言。感人的情節和是非的判斷，故事成為作神學的寶貴資源。故事將內在現實呈現於外在世界；而故事也形塑建構了敘說者的人格與現實，富有豐富的

研究價值。神學家宋泉盛強調，故事是作本土神學素材之一。故事是真實世界與真實人生的反映，耶穌也常藉助故事傳講上帝國的信息。聖經中充滿豐富的故事內涵，描述著被害者被不公義社會、政治和權力的力量所壓迫的故事，其中表露出上帝與人相遇的親密關係。故事本身具有獨特的力量，透過心靈溝通時，在敘事中表達出人至深的信念和價值。因此，在故事之中發現大眾的神學──最單純卻也是最深刻；最簡單也是最有內涵；最質樸的也是最感人的神學。

 

實踐神學和牧養事工對敘事神學（narrative theology）顯露出極大的興趣。實踐神學的敘事分析，成為一種有目的的研究過程。研究者透過深度訪談過程，透由被研究者的故事作為研究資料，進行敘事分析研究。再從敘事分析中的心理分析取向（psychological approach），來發現被研究者的內在感受，進一步探究其神學意涵。敘事分析對當今教會有其重要性，可以幫助教會將過去傳統教義與當代議題進行研究，以獲得信仰實踐的省思與範例。

 

量性研究在實證科學中大量被採用，顯然地，在實踐神學方法中亦能帶來啟發。量性（quantitative）研究是以客觀量度與實驗為主要方法，來了解所處世界的研究方法。它有確定及結構化的程序，其結果常常是以數據呈現。量性研究大多涉及統計。數字較易使人得著洞見和異象，聖經民數記及使徒行傳就有許多有關數字的意涵，量性研究的記載顯見。教會要有效實踐信仰，以單一神學研究作核心探討，已不能滿足教會在實際處境的需要，故涵蓋運用量性研究的實踐神學研究是重要且必要的。

 

若依郭英調在〈量研究的統計分析簡介〉一文中表示，實踐神學研究須了解人的處境，他建議可先以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建立初步的議題探索，並運用質性的理解內容，輔以量性研究必能更精確呈現研究結果，並探討其影響因素。如此的量性描述將成為神學反省的素材，作為建立可呼應當代處境的神學思潮。同時，他也建議不僅可質性量性綜融運用，也可用統計機率確認量性研究結果的把握度，無論是只做一次調查的橫斷性（cross-sectional）研究，或每時段一次的追蹤性（longitudinal）研究。

 

杜平根（Tübingen）大學實踐神學教授傅除士（Ottmar Fuchs）認為，實踐神學研究從信仰或神學角度藉經驗研究實證，並為相應實踐現象的神學立場提供神學的正反理由。它不能只滿足「合約」或「顧客」的使用，它是實踐性的神學，所以需與教會對話（即或是爭辯）。它是神學學術學門，需提出科學及神學上合理辯解的選擇。實證研究提供事實與現象，並嘗試尋找使神學內容更接近人類經驗真實的實踐。質性研究或量性研究不等於是實踐神學研究，但它是研究工具之一，提供研究者搜集具實證得豐富資料，以作為神學的反省。

 

 

 

 

 

實踐神學的方法---知行合一的螺旋式流程循環（Pastoral Spiral）

羅利‧葛林（Laurie Green）認為神學必須是具有改變的力量，神學風格應包含行動和反思。然而神學反思往往被視為神學的全部內容，但是神學反思是一種認知活動，無法涉及我們全人的行動。道成肉身的處境神學是一種行動與反思不能分割的合一模式神學，是透過神學反思和具改變力量的回應行動，以整全的方式去服事人的神學，神學這個工具所具備的能力和改變的力量是遠超過人們所認知的。

 

因此他提出積極的神學工作是知行合一（praxis），這不僅僅只是實踐，它包括一種牽涉到行動的反思以及需要反思的行動。知行合一交織了行動與反思、委身與靈修。沒有反思的行動會變得不負責任，沒有行動的反思則是一潭死水。而知行合一的作神學模式，即是把行動與反思活潑地融會在一起。他發展作神學螺旋式流程循環（doing theology spiral）的方法，透過經驗、探索、反思及回應的四個步驟不斷環迴，作為輔助基督徒跟隨耶穌在真道上行走之屬靈旅程中的工具。

 

不同的實踐神學家嘗試以動態循環描述實踐神學的研究過程，牧養循環（pastoral cycle）成為實踐神學中當代的核心觀點。牧養循環將其起源歸於自1960 年代起解放神學所帶來的影響，這實踐神學的進路被發展為建構神學與社會批判與行動的工具，並被廣泛應用在各項不同的宣教領域及社區發展與服務的場域。這「行動-反思」（action-reflection）的學習模型，也在教育、社工、醫療及其他專業方面非常突出的被使用。以在工作場景的實質經驗，成為反思和學習的材料，這對專業或實踐神學教育來說，無疑是行動研究的進路。

 

 

實踐神學的方法---理論與實踐交互循環與整全的對話

谷寒松認為「對話」不應該只限於基督徒的社群與當代社會議題，甚至必須包含其他宗教。莫特曼也認為在最嚴肅的對話中，人們認識自己的程度完全取決於自己認識別人的程度。其他宗教的學者，通常比基督教神學家更準確地認出基督教的特點。用異者的眼光去看事物，對自我的認識是重要的。基督宗教過去已習慣藉由教會傳統或是「啟示」來描述自己，但是在今天知識爆炸的年代，我們也需要透過他人的眼光來認識自己。或許有人會質疑這是否是一種「相對主義」而失去基督宗教自身的獨特性，然而，基督宗教也是一個不斷與自我辯證的宗教。若我們失去對話與辯證的進路，或許才會真正的失去在這世代作見證的機會。

 

理論與實踐需要互相並重，也就是不斷的「循環」。在實踐上，還分成社會與個人兩個方向。因此，除了對話之外，谷寒松也認為，科際整合、靈修生活，也都是不可忽略的面相。

 

如果「對話」是神學的研究方法，那麼，神學如何與這社會來對話，已成為當今要從事實踐神學的工作者，需要思考及建構的議題。雖然當今的社會科學已建構許多研究方法，但如何讓這些素材、方法，進一步與神學進行整合，已經成為這一世代實踐神學教育需要跨出的一步。整合的工作，其他專業領域者不會替這世代的神學或教會執行，但若教會有著這樣的關切（concern），那麼，我們更應該責無旁貸，勇敢的跨出這一步，運用對話、整合、詮釋，開展出處境化神學的新契機。

 

 

 

實踐神學的方法---探索神學研究方法

在特雷西的神學思想中，非常強調落實「踐行」（praxis）的意義，並認為實踐並非只是理論的衍生或應用，更是產生理論的源頭與修正理論的基礎。特雷西強調神學的公共性，並指出神學研究應處於公共處境，本質即為公共論述。他指出任何領域的神學家，都需進行論述的三種公共空間──學院、教會與社會──並提醒重視三種空間之相互關聯與交集的論述責任。對於重視社會實踐的神學家，他提醒關注基督教傳統及神學的學術基礎；對於重視教會及學院論述的神學家，他提醒其神學除了關注基督教傳統的意義，也須在乎社會實踐的意涵。

 

福萊（Hans Frei）在《基督教神學的類型》（Types of Christian Theology）把基督教神學的類型分成五大類，首先是兩個極端：

 

類型一：運用當代學科的語言與名詞作為框架，來解釋並凌駕基督教神學。

 

類型五：企圖使用古典神學或經文所描述的世界觀，來描述當今世界的各種現象。

 

這兩種極端，很難跟其他人產生有意義的對話。然而還有許多人介於兩種極端之間，對他們來說，他們不滿足於簡單的解釋，而更想探究更複雜的概念。分成三種類型：

 

類型二：運用當代的思想或是語言，重新解釋信息必要的核心意涵，過程中會選擇剝離或拋下其他事物。代表神學家：布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

 

類型三：將文化與神學視為兩個主體，並在其中找尋可以連結的事物。代表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75）。

 

類型四：盡量避免與不同文化的碰觸，並保持基督信仰自我描述的優先權。代表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然而，還有一些神學家不斷地遊走在這三種類型之間，福萊認為最佳的典範就是耶穌會會士──拉納（Karl Rahner, 1904‒1984）。

 

美國神學家特雷西提出「實踐- 理論- 實踐」模式，來取代傳統的「理論- 實踐」模式後，該模式在布朗寧（Don S. Browning）倡導下，成為目前西方實踐神學方法論的主要模式，並定調在「實踐- 反省- 實踐」的循環。它循環交錯交互影響，促使教會在不同時代的處境下，運用忠於基督的方法和策略以實踐信仰。實踐神

學研究過程須涉及探討處境議題及議題現況脈絡、神學反思、發展教會，以及信徒如何根據基督在那當下處境的工作，而在今日世界實踐信仰等之整合過程。這研究過程應持續循環，以新實踐帶來處境的新改變。這是以基督為中心的方法論，「基督的實踐」（Christopraxis）仍是研究關鍵與核心。

 

谷寒松（Gutheinz）也發現，現代神學家開始對於人文、社會科學感到興趣，因此將影響實踐神學的方式。當傳統神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談之時，才會匯入實踐神學，在實際的場域實踐後，又會影響傳統神學的解釋。因此在這個部份，現代神學家們開始意識到「理論- 實踐」的循環解釋，也就是說，不再是「理論→實踐」，而是「實踐- 理論- 實踐」的循環。

 

謝根道（Juan Luis Segundo, 1925‒1996）將「詮釋學循環」進一步發揚光大。在謝根道之前，尚有阿斯特（Friedrich Ast, 1778‒1841）、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士萊馬赫（1768‒1834）、布特曼、格爾金（Charles V. Gerken,1922‒2004），對詮釋學皆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但是士萊馬赫的詮釋理解，還是從「作者中心」的角度出發，也就是讀者如何再次經驗作者的心路歷程。布特曼雖然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轉而從「讀者中心」出發，但依然聚焦在個體身上，而忽略社會的情境與脈絡。

 

謝根道首先將詮釋學循環解釋成：「在人們現存的個人與社會現實繼續改變中，對聖經所作繼續改變中的詮釋。」換言之，謝根道認為，解放神學不再是由經典出發來解釋當下的現狀；而必須從當下的現狀出發，回到經典去探究上帝在說什麼？也就是重新去省思與詮釋上帝的話語，甚至能從詮釋後的話語中帶出改變現實的動力。詮釋的工作不是停留在此，而是不斷地在「發現現狀- 詮釋文本- 實踐」中不斷地來回與循環。

 

謝根道認為在邁向詮釋學循環之前，有兩個先決條件：

 

(1)   我們對真實現況有豐富和足夠的質問與懷疑；

 

(2)   我們對聖經產生相應的豐富與足夠的新解釋。

 

然而，這兩個先決條件，意味著需要有四個步驟來實現：

 

(1) 我們有體驗現實的方式，它促使我們產生意識形態的懷疑；

 

(2) 我們將我們意識形態的懷疑，應用到整個意識形態的上層架構，特別是在神學上；

(3) 我們產生體驗神學現實面的新方式，它促使我們去產生釋義上的懷疑。即懷疑一般流行的聖經解釋，並沒有處理重要的事實；

 

(4) 我們形成我們新的釋義學。即我們用新的元素對信心的來源（即經文），形成新的解釋方式。

 

解放神學與謝根道的努力，迫使今日的神學不能只是學院神學，素材也不能只是從教會傳統出發，而是要思量從人民的生活出發。要強調的是，這樣的詮釋學循環不是為了要顛覆傳統，而是為了要補足傳統的不足之處。就如同處境化神學一樣，處境化神學不是為了要反對傳統的歐陸神學，而是讓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能從他們自身的文化與處境，了解上帝的奧秘一樣。

 

但因為實踐神學所涵蓋的領域更為複雜與多元，很難以單純的線性關係或簡單的圖形來示意。另外，既然實踐神學是以神學為出發點，以神學為中心，以神學為終點，那麼，委身在「基督事件」之下的主觀見解是不能或缺的。同時，在基督論之下的神學研究，必會邁向「上帝的宣教」之上帝國的宣教視野，而承擔這一責任的就是教會；因此，基督論、教會論、終末論的觀點，必會是實踐神學的核心基礎與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