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乃實踐

 

    在神學的圈子裏，自20世紀中葉以來，神學的實踐性一再被重申。這其實並不是甚麼新事物。 遠自中世紀，已經有神學巨人，如 董思高（John Duns Scotus），他強調神學乃一門實踐科學（practical science），其所關注的那一位乃生命之終極彼岸—— 即上帝本身—— 以及人如何可以到達這彼岸。

 

馬丁． 路德（Mar tin Luther）早於幾百年前曾如此說：「真正的神學，是實踐的；思 辨神學，是 屬於地獄裏的魔鬼的。」

 

他還打趣地說了一個比方，說一個商人，如果只是坐下來精密計算今年他可獲利多少，那只是紙上談兵，甚 麼也沒有實踐過，到頭來他的生意只會剩下一場空。

 

 當今實踐神學大師歐斯孟（Richard R. Osmer）於《實踐神學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actical Theology）指出，近數十年來，實踐神學這門學科有不少新的建樹，包括其在學術地位上，有不少進展。他又強調，把 實踐神學視為只關心技術研發，或把實踐神學視為應用神學，是非常落伍的看法，是生於對神學傳統的無知和誤解。簡言之，他敬告讀者，實踐神學，是重申神學的實踐性的學術學科。把神學的學術性及實踐性重新關聯在一起，絕不是在真空裏發生的。

 

這種重申，其實是孕育於神學教育的改革史中。

 

第一波改革，由 尼布爾（Richard Niebuhr）於一九五〇年代展開。他狠批士來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神學教育模型，認為他基於十九世紀的德國大學教育特殊處境，把神學一分為三，即哲學神學、歷史神學、實踐神學，這驅使後來的神學教育變得支離破碎，科際間互相脫離，理論與實踐變成兩個不同的領域。

 

第二波改革，由費爾丁（Charles R. Feilding）於一九六〇年代領頭。他認為要治療神學教育那種支離破碎的病症，必須把神學教育根植在臨牀世界中。

 

 第三波改革，始 於一九八〇年代法利（Edward Farley）的反思討論。這一輪討論，參與者眾多，當中包括不少有名氣的神學家，他們的討論非常豐富。 其中霍夫（Joseph C. Hough）及科布（John B. Cobb）就指出，神學教育必須朝向科際整合的方向改良，並且必須把神學結合到在地實踐的事情。他們認為，神學教育的任務，就是要培育具有兩重特質的實踐神學人—— 即具信仰傳統視野的實踐基督信仰思考者（practical Christian thinker）及善於在行動中思想的反思實踐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

 

這場神學教育的反思運動，喚起了神學人對實踐神學的重視，呼喚了神學人回歸傳統去重新理解神學本身的實踐性。 在英國，這個勢頭來得猛烈，對神學教育的發展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例如，劍橋神學聯盟（Cambridge Theological Federation）自二〇〇六年起，提供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在這勢頭下，很自然，愈來愈多專書介紹何謂實踐神學、實踐神學在何種意義上是一門獨立學科、實踐神學如何連結學術與實踐、實踐神學的方法論有何特色、實踐神學牽涉甚麼範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