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可說是宣教的綜觀﹐從聖經﹑歷史並神學角度對宣教的認識﹐利用典範的哲學立論尋求清楚明白地說明宣教在一後現代的世界的可能性。作者能以把無論是歷史上的或是當代的﹐一大堆的事實﹑意念﹑視角等大量現存的宣教文獻組合在一起﹐成功地理清宣教的意義是必需讓讀者去自己作出審視﹐指出了正確的方向﹐並為將來的辯論提供了多種可選擇性。作者所採取的歷代宣教思想典範的進路既堅定又有活力﹐使讀者不斷地被帶進聖經和歷史資料的新啟發中﹐並被今天所理解的宣教所挑戰。
本書值得欣賞的地方在於作者小心的調查﹑報告式的討論﹑持續採用無論從福音派到自由派﹑保守派到激進派﹐東正教﹑羅馬天主教或是更正教的整體大範圍的神學
角度。還有﹐作者採取百科全書式的覆蓋範圍﹐新約模式﹑歷史典範和現今議題的三大段落﹐每個段落以密集辯論處理手法﹐幾乎都可以獨立地存在﹐然而又整齊地 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另外﹐作者所採用的典範的轉換概念﹐首先被Thomas Kuhn參照科學知識所改良﹐並被Hans Küng在其基督教思想史的分析中承繼﹐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並沒有與自然科學中的典範一詞同樣用法﹐因為在自然科學中﹐新的典範可以完全代替舊的﹐並且不能逆轉。例如, 牛頓定律到現代物理的過渡。然而﹐在神學上的舊典範卻可以作為新典範的元素而生存﹐正如,
中世紀天主教元素仍可存在在現代天主教中﹔或是偶而以一些長久被遺忘卻又再度復興而存在﹐正如路德對因信稱義的重新發現。
作者所發展宣教的基本聖經典範源于馬太﹑路加和保羅﹐其立場是把這三位作者作為第一世紀宣教理念和實踐上的代表﹐認為他們的宣教信息都著實是積極正面的。
但他沒有把約翰著作中的宣教典範納入其中﹐便有不足完備並需要調整的地方。他忽略了以宣教為主要題旨的約翰福音中對世界的神學和定義﹐並當中「世界」(kosmos)這詞主要的觀念對於宣教了解的含義﹐由此可以得出不同的看法。作者接受部份約翰的宣教模式—神愛世界﹐這愛使他差基督和信徒到世界。可是他忽略了約翰對世界的極其負面的評價。當中約翰著作的主題是﹕世界決意抵擋﹐對基督徒的休慼與共之感並不領情﹐即宣教將會受到敵視和拒絕﹐如此﹐這個抵擋神又為神所愛的世界﹐也是教會必須犧牲才能觸動的世界﹐並非單單靠協商所為之理解。
作者在書中認為早期教會在後期停止作為一宣教運動﹐並轉向以宗教制度取而代之﹐是違背了耶穌的動機的想法﹐這樣似乎把問題錯置。因為早期基督徒群體被建立成為有一定的制度特色的教會﹐並不必然與他的創立者的動機相違背。它真正的失敗在於成為有一定制度的教會後﹐無力維持其熱情﹑動力和動態宣教運動的彈性。作者在書中表示, 制度和運動可能是永不相容的兩個類別﹐這點應該從拒絕作為不適切的制度教會﹐或只以植堂和建造作為宣教的重要元素這個角度來加以表明。
在教會的本質上的辯論中﹐作者對在現代文化中是否應當參與政治的議題並沒有解決。現代文化把公和私二分為兩範疇﹐如此二分帶來宗教和個人自由的容忍﹐並賦
予對立於大眾的人權一個基礎。但這種二分使得教會參與公共事務變得問題重重。教會越參與公共事務﹐越會牽涉到其游戲規則和風險中去﹐因而失去它的超越性和身份﹔但若它越是逗留在其私人範疇﹐雖然可以維持其身份﹐但又卻失去它對社會的適切性。如此將會帶出疑問﹕是否教會被現代典範誘導以為只有政治參與才是唯
一有效參與社會改革並轉化社會的途徑﹖現代主義以契約式的關係取代了人們生活的階級關係﹐可是問題是, 帶來社會改變的歷史上的不同的關係中﹐是否只限於契約式關係﹖西方社會中家庭關係被當作隸屬於私人的範疇﹐並被當作不適合在公共的範疇中人們能力的發揮。
然而﹐人們卻開始逐漸意識到公民社會的重要性﹐這個範疇超越了個人的界限﹐而又不在國家的水平上。如此在他們個人並家庭的界限之外﹐尋找建立有效群體的活 動並改善人們的工作和活動﹐是可以幫助建立公民社會的。
在正在浮現的新宣教典範的元素中﹐作者在他的十三項建議中似乎忽略了幾個具決定性的元素; 包括, 作為護教的宣教﹐ 即基督教信仰面對勢不可擋的反真理宣告的護衛﹐這種護教非只在傳統非西方宣教工場﹐也在今天的後基督教的西方出現。另外是通過靈恩運動﹐在近代西方被重新
發現的權能和醫治職事﹐而它又是迅速在非洲和亞洲教會增長部份的主要職事。還有是在伊斯蘭和馬克思主義的主權地方的逼迫和受苦見證的議題並沒有討論。
從作者所參考的書目中發現﹐只有24條目是第三世界的作者﹐並只有4位是女性。因此﹐作者的主要對話對象為歐洲和北美的學者﹐較少注意從第二﹑三世界福音工作者而來的宣教理論﹐當中女性也比較缺乏。而且他的歷史寫作基本是從西方的角度﹐並非一世界基督徒運動的歷史﹐基督教在西方縱然有其主導地位﹐卻永遠只不過是部份的基督教歷史。西方的宣教學家是否真正能夠藉著他們的理念﹐強化那些與福音工作者作為夥伴的群體﹐卻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問題。
書中極少的篇幅出現拉丁美洲﹑非洲並亞洲的福音化的歷史和狀況。例如﹕非洲的國家與教會﹑基督教領袖的本質和實踐﹑基督教宣教的基金﹑西方現代化對於世界的影響﹑伊斯蘭對基督教的反抗﹐並本色化宣教的大量增長等。這些議題的遺漏帶來有關普世宣教作為涵蓋所有的現今宣教典範的不足性問題﹐並且對現在是否適當時候和場景開啟第二﹑三世界世界去影響西方宣教的問題。這種反過來的宣教已進行了一段時間﹐第二﹑三世界國家已提供了西方神學性資源和對重要宣教學議題的識別。
從前基督教會史一直以西方為中心﹐注重時間上線性的流程﹐所謂教會史即西方宣教史; 但世界是在不斷地改變﹐不但有新民族和新疆界產生﹐權力中心和其性質也在轉移﹐非西方世界基督教有巨大發展。如人數快速增長﹑教會活力﹑創造力﹑經濟科技
﹑社會思潮等所導致的變化﹐推動了傳統教會史的轉型。先以脫離西方為中心轉向多元的中心﹐除西歐北美外﹐繼有拜佔廷東正教﹑中世紀的西方﹑印度﹑非洲﹑改 教運動﹑東歐和拉丁美洲﹐各自以獨特的經歷和處境自成中心。又以從西方歷史學家的立場和觀點﹐轉向以各地區民族本土場景的立場和觀點。
這樣﹐作者把在社會議題上的福音參與作為普世參與的一個子集﹐如此的宣稱有以上所提及有關作者遺漏帶來的宣教典範的不全面性。許多發生在宣教上的事情不能被作者的普世典範所解釋﹐或被他在社會議題上作為這個典範的子集的福音所識別。因為普世運動是歷史上19世 紀西方宣教伸展的延續﹐並大大植根在西方的宗派而且快速地收縮。再者﹐在宣教和社會議題上的福音和普世進路之間有著明顯的不同﹐普世宣教對社會有一非常政
治化的進路﹐它批判福音進路把焦點放在各國方面建立家庭上。普世進路接受公共和私人的二分﹐並傾向公共的範疇﹐把對於家庭的福音行動理解為私人範疇的選 擇。這樣﹐給予普世典範作為理解當代宣教的過高評價就應當十分謹慎。
綜合以上作者某些內容的遺漏﹕只從新約而非舊約聖經的宣教典範開始﹐單一以西方為中心的基督教會史或宣教史﹐又或作者所表示制度和運動是永不相容的兩個類
別的立場﹐均反映出作者自身既定的一套宣教典範﹐並已掉進其自身文化的框架中﹐當中包括了對世界整體宣教的許多簡化過程﹐並所帶來的許多遺漏﹐在作者要建 立一套落實相關的普世宣教典範為目的上﹐有其根本全面性囊括的不足。或許﹐正如作者所言﹐宣教典範的轉換﹐正處於深層程度的理念和實踐的更新變化過程中﹐
至今還沒有終止和定型﹐當中地域﹑歷史和文化上複雜的共時性和多元性的發展不易掌握。
整體來說﹐作者給予讀者一主導地位的宣教學的綜合﹐其宣教的異象是不會輕易的被取代﹐只能往上建造和使之更細緻化。根據作者的啟發和思路﹐當今的一些主題, 如和平的建造﹑生態學﹑夥伴性﹑全球化等這些在今天變得越來越中心的宣教議題和反省﹐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進行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在非西方教會史的當今趨勢
﹐即在一新的世界教會史的浮現上﹐絕大多數的基督徒都是來自第二﹐三世界國家的﹐並且今天平均基督徒成員都是女性﹑有色人種﹑和住在村落中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