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輔導繼續發展

如果你只聽過亞當斯一個名字，你不算認識聖經輔導，因為三十年來聖經輔導在模式、訓練工作、和出版都繼續萌芽茁壯。目前已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聖經輔導運動,  影響著北美、北歐、南非、南韓等地教會。

 

亞當斯相信人由肉體和靈魂造成。未信主的人因為肉體和靈魂均為敗壞，所以犯罪是自然的事。輔導非信徒的首要目標便是幫助他認識上帝，這樣他才有上帝的能力改變生命。但為何基督徒還會犯罪呢？亞當斯解釋是因為罪的習慣仍存留在肉體中。因此亞當斯強調自律，以消除惡習，達成『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弗四22—24)。

 

亞當斯的學生在八十年代把他的模式深入化，可稱之為第二代的聖經輔導。著名的領袖有鮑力生 (Powlison)，魏愛德(Welch) 等學者。他們比較強調要與當事人建立關係，體會當事人的情感，並且針對當事人的內心動機進行輔導。外在環境雖然帶來誘惑和試探，但如何反應則完全出自這人的內心動機。譬如掃羅違背上帝的命令，沒有滅盡亞瑪力王和他的一切 (撒上十五1-9)，真正的原因乃是因為他懼怕人，所以妥協  (撒上十五24)。 聖經輔導的目標便是幫助當事人找出和除去這些藏在心中的不敬虔動機 ，改以討上帝喜悅的動機去面對和處理困境。

 

亞當斯時代的培訓工作主要是透過在美國兩岸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學院，及他後來與畢拿(Bettler) 創立的『基督教輔導及教育基金會』（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簡稱CCEF）。

 

聖經輔導淵源久遠

聖經輔導始於1970年代，但是用聖經作輔導的準則與內容，並不是新事。聖經宣稱﹕「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3﹕16）這正是聖經輔導的定義與步驟﹕教導上帝是誰，祂要求人如何生活；督責，指出人的需要和其根源；帶領人歸回正道上，使人在聖靈的感動下到十字架面前悔改，立志跟隨主；教導人透過學習上帝的話，效法祂公義與聖潔的性情，效法主耶穌基督的樣式。

 

    其實，教會二千年來都在使用聖經輔導。16世紀宗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加爾文等改教領袖都致力於講解聖經，應用聖經。清教徒教會領袖們都喜愛用聖經真理以勸勉信徒，建立信仰，克服罪惡，安慰憂傷者。因此，所謂「聖經輔導」，就是用上帝的話來勸勉人。

 

    不幸，約在百年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學敵對宗教信仰，認為宗教是心理問題成因之一，人的本性只不過由慾望支配。繼有羅傑斯（Carl Rogers，對福音派輔導影響尤深）等人，否定人有靈魂，認為人的自我 (self) 只是經歷的組合，生命只為追求人的自主自由 （autonomy）。雖然現代心理學和聖經大相徑庭，可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基督教大開門戶，接受世俗心理學，其思想和書籍湧進教會，包括福音派的教會。

 

    在這大潮流中，亞當斯 （Jay Adams）整理聖經關於輔導的真理，奠定了福音派的輔導理論基礎。1970年，他的《聖靈的勸戒 Competent to Counsel》 面世，[i]可算是聖經輔導運動的開始。亞當斯雖然受到不少的攻擊，可是來自不同宗派的牧師和信徒們，紛紛響應，他的學生們到處建立聖經輔導中心。

 

    今天不同的聖經輔導材料與訓練中心的重點稍微有些不同，可是他們都同意﹕聖經是上帝的話，不單是信仰的權威，對改變人的生命亦是絕對完備，所以聖經的完備性（Sufficiency of Scripture）乃是聖經輔導運動的最基本原則，也是所有聖經輔導中心的共同信念。

 

 

 

 

實踐神學與實證研究

實踐神學看重對處境直接的研究、探討和涉入，重視人類在具體處境中的經驗。實踐神學同時以反思性的操練（reflective practice）和科學研究來處理人類的經驗，試圖對處境有深入和豐富的認識，因此實證研究是實踐神學的重要工具。

 

在現代科學興起的處境下，實證研究主要是指「硬科學」（物理、化學、天文…），是研究人類的處境的主要工具，強調運用歸納演繹的科學方式來探索世界。研究者需要對所觀察研究的事物抱持客觀的立場，做出客觀的觀察，並透過歸納演繹來取得「科學的」知識。

 

近幾十年愈來愈多研究者意識到，任何研究和研究者都不是客觀中立的，研究者的歸納和邏輯演繹都受到自身背景、偏好、和處境的影響，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不再宣稱自己客觀中立，而是透過反思影響自己的各樣因素如何影響研究本身，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和反省所謂的研究成果。在這脈絡下，過去常被認為不科學或「軟科學」的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逐漸被認為是正當的實證研究方法。事實上，在今天許多學科的研究中，質性研究與量性研究搭配使用的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反而成為主流。

 

實證研究是科學現代主義的產物，因此有個潛在傾向，就是希望從現象中探索確定的關係。若實踐神學採用實證研究，而拋開基督教終末論的框架，那麼就很可能變成另類的「成功神學」，認為只要採取「某些做法」，就可以達到確定的「結果」。

 

基督教的終末論，強調上帝的國將會臨到，而這國的臨到，是「確定的未來事件」，不依附於人類的行動和決定。

 

在前現代的社會中，人類基本上是以「傳統」來決定該如何生活，認為「過去決定現在」。如果我的父親是農夫，那麼我將來大概也是做農夫，因此從小就開始學習農務。進入現代社會，人類開始強調我們可以決定自己未來要做什麼，認為是「現在決定未來」。

 

然而基督教的終末論強調上帝在未來的新創造（新天新地）是確定的，因此邀請我們回應上帝的國，朝向上帝終末的國來安排生活，是「確定的未來決定現在」。

 

在進行實踐神學的研究時，我們需要在終末論的框架下來進行，強調要更新當下的實踐，以朝向上帝終末的國前進，才不會被現代主義所綁架。我們的實踐並不能確保上帝的國來到，也不能確保轉化和改變世界，消除世上的問題，是上帝自己的應許和作為才確保未來的新天新地會臨到，因此我們的責任調整當下的實踐，以回應和轉向這上帝終末的國。

 

實踐神學在使用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ies）時，需要在終末論（eschatology）的框架下才能與現代主義（modernism）有所區別，有其獨立性。

 

 

文化脈絡

 

所有這些日益增長的活動，皆源於在教會和更廣闊的社會中的一些根本變化，這些變化已結合起來，將實踐神學推到顯要地位，並重塑或替換早期的做法。

第一，社會出現了根本性轉移（fundamental shift ）。基督教不再被自動假定為英國文化的規範表現。我們現正生活在那常被稱為後現代或後基督教並日益多元化的社會，社會中有不同的信仰（宗教的或人文主義的），這些信仰會以互相合作或以彼此競爭的多樣狀態並排而坐。而其中一個影響，就是基督信仰羣體日漸感受到，他們必須在體制上和理性上維護自己的存在。在這尋找基督徒身分的過程中，神學成為一項重要的資源。神學再也不能（假如它以往是這樣）作為一個純粹「學術」或獨立的活動，而是必須被視為對基督徒的見證生活和服事生活作出直接和實際的貢獻。此外，近年出現了強烈的靈修熱潮。範圍從基督教傳統模式的復興，到新紀元運動或東方宗教。再次，基督信仰羣體自覺必須在開放的市場重新擺放其攤位。因此不出所料，愈來愈多的神學被公開描述為「實踐的」（practical ），為要幫助學生在改變中的世界的脈絡裏，了解自己的信仰。

第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和那些與社會科學相關的專業，如社會工作、治療、輔導和教育，它們的崛起相當驚人。這當然意味著，基督信仰不得不開始與新的知性挑戰對話。然而，重要的是，這會帶來明顯而直接的實踐含義。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 ）已要求教會就其社會責任作出艱鉅的調整，而諷刺的地方是，教會的社會責任目前卻需要重新議定。政府的政策日益將重點從政府補助和支援，轉向私營措施和個人責任。這意味著大幅削減福利，甚至叫部分福利體制崩潰。例如，在「社區顯關懷」（Care in the Community ）的個案中，愈來愈多的擔子，轉移到家庭支援以及商業機構和志願組織身上。由於部分的新重點是關乎志願團體，以及政府想利用其與信仰羣體的合作，因此，許多在上一代教會移交給福利國家的角色，這一代的教會現被要求再次承當。然而，這安排已配上那日益緊縮的法例——由殘疾人士到兒童保護的所有社區及服務設施皆涉及其中。

 

然而，與此同時，醫護專業發展出自己的專業理論和技能——現在這種種都已被視為優良實踐的標準——因此，它們成為了神職人員的專業發展和提升基督教志願工作質素的模範。實踐神學一直處於此任務的最前線（儘管愈來愈多其他神學分支也受到影響）。這意味著在我們的時代，於基督教跟現代文化的重要面向的相遇而言，實踐神學可說是站在最前線。

 

第三個重大變化，與前二者有關卻具有不同的特性。它可被描述為神學的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of theology ）。最著名的例子是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 ），但處境性（contextuality ）可以有許多形式和面貌。這種神學方法有兩個標記：必須認真以生活處境作為神學反省的根據和材料；以及假設所有神學活動都是指向一個實踐的目的，就是為著天國的公義與和平作見證和努力。因此，我們會發現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神學，都是植根於城市貧民窟或農村貧困地區的「基層」社羣（base communities ）。這種神學所指向的是上帝的權能，而祂更分擔著社羣與人民生命中的破損。相比起正信——相信正確的事物——這種神學更關注的是正行，也就是努力去活出信仰。這表明了神學如何在運作上有著重大的轉向：本質上，神學是一項實踐大業。神學反思從而成為行動的一部分，是要在整個基督信仰羣體內、並與羣體一起完成的事。這樣的進路影響深遠。無論是有意地，還是靠耳濡目染，在英國，許多的實踐都彌漫著這種神學反思。這不單出現在基督信仰羣體的基層中，也愈來愈多地出現於大學和院校較正規的神學活動中。

 

與此同時，另外兩條神學進路已經形成，這兩條進路充分體現這專科的實踐性質。因著對後現代主義的部分反應和此後對基督徒身分的探索，神學的重點便會放在：在文化多元的社會中，基督信仰的獨特和批判本質。這以許多形式進行，並將一些早已存在的基督信仰立場重新恢復過來。而基進正統主義（radical orthodoxy ）可能是當中的表表者。從另一個角度看，特別是從聖經學者的角度來看，神學乃為詮釋學，也就是以神學作為文本與處境、傳統與當代實踐之間的對話。就牧養實踐而言，這做法以「故事」形式呈現，且被許多人所採納。

 

然而，這種發展給我們造成了矛盾，這是由於以上的討論帶出了兩個實踐神學的模型：要麼實踐神學是在神學的廣泛領域中的一個專門分支，以相關的技術和實踐來發展其特殊的關注及任務；不然的話，它便是神學的規範形式，即實踐性成為所有神學的發展焦點。可是，這兩者雖然看來向著不同的方向拉扯，但我們也不應將它們看為必然是互相矛盾的。或許，我們需要與這矛盾共處。事實上，這裏將對實踐神學作出假設，而這假設在往後的篇章大綱中也會秉持：這假設就是，實踐神學確實是一門學科，在神學範疇內有其特有功用；但這並不是說，它要脫離其他神學科目去獨立運作，因為所有神學在本質上，其實只是一個單一的和實踐的活動。因此，所有神學作為一個實踐性學科這事實，在實踐神學這科上明顯表現出來。實踐神學是對神學的根本任務的主要見證，它代表和分享著所有其他神學科目的共同神學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