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變化的宣教一書內容（2）：新約的宣教模式

作者意識到近期對宣教一字的升級運用﹐並且隨之而來因對宣教的理解所造成矛盾的不安穩性。作者並沒有把自己對宣教的定義限制在眾多的定義中﹐但書中明顯認為基督徒信仰的本質就是宣教﹐宣教是為所有人﹐且是關懷世界的救恩。全書以「教會的宣教不能與神的宣教(missio dei)分割」串連起來﹐即宣教屬於教會的本質﹐作為不能分割的長期教會的關懷和任務。在序中作者明確指出「就神學的觀點來說，『國外宣教』並不是別樹一格的。教會宣教的本質是以福音為基礎，不是以處境為基礎。」

作者首先把新約聖經當作宣教的重要文獻來了解﹐宣教在早期教會是教會的功能﹐教會的歷史和神學必須首先被理解為宣教歷史並宣教神學。對宣教的理解必須植根于耶穌的生活和職事﹐因此作者運用批判性釋經學—早期基督徒作者並行動者的自我定義﹐和今天願意被早期見證人啟發和引導的信徒的自我定義﹐兩者之間的互動﹐去揭示並解釋宣教的聖經基礎。 

在聖經中﹐首先並主要的宣教典範轉換是從耶穌發起﹐他教導的是一全部包含宣教並因此打破猶太人自我定義的界限﹐致使後來的早期教會在這方面的跟從。藉著查考三位新約作者﹕馬太—以培育門徒為宣教﹑路加—力行饒恕仇敵與關懷窮人之道﹑和保羅—邀 請人進到末世的群體中﹐各自代表基督徒宣教典範的分支典範﹐了解他們在各個群體中如何註釋宣教﹐並在他們的作法中﹐尋找那些是今天從事宣教值得學習的榜 樣。從而綜合出耶穌及早期教會宣教本質的輪廓﹐藉此整體連貫的宣教典範中認識宣教對當代的意義﹐和對今天可能產生的意義。 

更新變化的宣教一書內容（1）：進路與目的

作者意識到當今宣教所存在的危機有三方面﹕基礎上的薄弱, 模糊不清的動機和目標; 導致在實際行動上的缺陷; 以及本質的錯置。這些所引致對未來虛幻的樂觀想法﹐卻因後來所發生的事件徹底摧毀的現實﹐迫使作者重新對宣教有所思索和整理。藉著徹底檢視兩千年來教會歷史上所有宣教理念和宣教工作的興廢盛衰﹐作者嘗試對宣教的定義加以修正並更新。

在追溯第一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連綿相繼的宣教典範的軌跡中﹐作者發現過去兩千年裡﹐沒有一個時代只擁有單一的「宣教神學」﹐甚至初代教會也是如此。但作者認為不同的神學觀並不一定互相排斥﹐反而是彼此互補﹑相互強化﹐並且互相挑戰。因此﹐作者並不企圖訂出整齊一致的宣教觀點﹐而是勾畫出一個「普世宣教的多類型宣教學」的輪廓。 

作者也意識到對宣教理解的差異﹐是常有的事﹐因此在仔細考察宣教理念的發展過程必要之下﹐再採用對宣教理解的某一立場﹐即是對在學者們研究當中所持定的某 些前題作出修正。並在討論兩千年來的宣教變遷中﹐嘗試建立一套落實相關的而又能帶出自己觀點的「脫穎而出的普世宣教典範」﹐並以此作為一架構來發展全書。 

藉著本書書名《更新變化的宣教》﹐作者一方面以「更新變化」作為描述宣教的形容詞﹐藉由典範的轉換觀念﹐呈現出宣教的理念和實踐變化程度之深沉﹐立論證明 今天這種變化的過程還沒有終止﹐並且正處於基督教宣教理念與實踐最重要的轉變時刻﹔另一方面﹐作者以「更新變化」描述基督教宣教的一項重要特性﹐倡議宣教 仍是基督教信仰不可或缺的一個層面﹐宣教﹐就信仰所屬層面﹐是拒絕接受現狀﹐而定意要改造它周遭的現實情況。 

隱約浮現的大公教會宣教典範（The Emerging Ecumenical paradigm）

廿世紀末：AD1950-現今

聖經基礎：「門徒就出去，傳道叫人悔改。又趕出許多的鬼，用油抹了許多病人，治好他們。」（可6：12-13）

每個新典範都在不知不覺間受著另一思潮的影響而嶄露頭角，例如以上所提及的啟蒙運動在十八、十九世紀大大影響著整個世界之際，不到半個世紀，「後現代主義」又漸漸取代啟蒙思想而成為影響現今宣教事工的一項攔阻。當然這 個新主義亦不是突如其來，而是慢慢被啟蒙運動及各方的思想影響而衍生出來的。這不是說現代人不再追求理智、科學，而是這些並不能完全滿足他們對世界的探 求。因此，最初否定的信仰再被接納，甚至認為這是認識世界及人類的另一種方法。Bosch說：「尤其是在廿世紀，基督教被傳揚為：一種獨特的宗教經驗；只屬於個人私下的生活層面；比科學還理性；是社會上所有事的準則；是將人從任何無用的宗教依附中解放出來的。」（頁469）特別廿世紀初靈恩運動的出現，造成基督徒人數激增，成為一個無法以理性解釋的奇怪現象。除此以外，其他的宗教，如回教、佛教、印度教等也深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而得著大復興。

劉富理在其文章《福音事工與聖靈大能》中指出，二十世紀的靈恩運動可分為三個階段，就是五旬節運動（第一 波）、靈恩運動（第二波）和新靈恩運動（第三波）。第一波在廿世紀初由美國開始，很快便擴展到世界各地。「這運動主要的特質是強調聖靈的洗表現於說方言、 勇於傳福音、作見證、預言、醫病、趕鬼等聖靈恩賜的彰顯，而這些經常在團體的敬拜當中被強調，而敬拜相當吵雜，如舉手禱告、盡情地向神歌唱，甚至在會中有 靈歌及靈舞[1][2]。」第一波的出現，使五旬節派教會興旺起來，但福音派教會卻批評他們只著重聖靈工作而忽略聖經教導。第二波在廿世紀中發生，五旬節派人士強調聖靈有權柄及能力把神蹟奇事帶入教會和信徒當中，因聖經有明確的教導，故不能阻攔聖靈的工作。在這方面的強調下，主流派教會漸漸接納靈恩運動的出現，只是小心翼翼地處理醫病、趕鬼、方言等神蹟奇事。至八十年代開始，第三波的出現更把靈恩運動推向高峰。其實第三波與之前的兩波都注重聖靈治病、趕鬼等工作，只是在神學上有了新的見解及認識，就是強調權能佈道（Power Evangelism）的重要性。「所謂權能佈道是每一次傳福音均由聖靈作主動，目的是針對特殊的情況、地方、時間、人物或組織；信息亦是以對象的需要為主，由聖靈的啟示為依歸，這樣一來，聽福音的人對聖靈就有第一手的經歷，容易立志作主的門徒[2][3]。」權能佈道強調人與神之間的親密關係，使每個人都經歷前所未有的特殊體驗，故藉第三波而信主的人急劇增加。無論世界那個地方的靈恩派信徒，都為著這特別的經驗而雀躍，因為深信聖靈內住的大能把他們真正的釋放出來。

宣教評估：80%教會；20%信徒

        這段 時期很多教會透過靈恩運動而得到人數上的大增長，所以說它們有八成的宣教行動也是合理的。然而，這些教會過份高舉聖靈在人身上的感動和奇妙的工作，從而忽 視了聖經的真理教導，這實在是一個不合神心意的宣教策略。當然信徒不應輕看聖靈的能力，因為主曾應許賜下聖靈給教會和信徒，使他們有力量到各處為主作見 證。可是，教會必須確保要傳揚和教導整全的福音，而信徒亦要積極地把救贖恩典宣揚開去，決不可只仰賴教會的福音工作或神蹟奇事來代替領人歸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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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啟蒙運動的宣教典範（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paradigm）

近代宣教期：AD1750-1950

聖經基礎：「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着求他說，請你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徒16：9）

        當更正教慢慢重整教義系統後，隨即受到啟蒙運動的影響。啟蒙運動最顯著的一個特點，在於它是講求理智，也就是說理性思想取代了宗教信仰。基督教開始受人質疑、藐視、甚至拒絕。「佛洛伊德宣稱宗教不過幻覺而已；而馬克思則視宗教為一種邪惡，是『人民的鴉片』。杜克韓則以為每個宗教團體，實際上是在敬拜它自己。」（頁357） 上帝從一個受人尊重愛戴的身份，轉至被人故意輕忽的光景，這全是理性主義抬頭之故。當然啟蒙運動的出現不是要打倒宗教信仰，但無可否認，它的興起確使人依 靠智慧與能力，從而失去仰賴造物主的供應。另外，啟蒙運動的第二個鼓吹是科學的發展。十九世紀開始科技突飛猛進，形成某些先進的國家（多為基督徒國家）越 來越富有，而落後的國家（多為非基督徒國家）則越來越貧窮。困乏的一方常渴望得到別人的援助，像在呼求著基督徒國家的憐憫和施捨。於是有成千上萬的基督徒 不顧一切地去到貧窮人當中，為要把好東西（物質和非物質）介紹給他們。這段時期的基督徒正經歷保羅在異象中所看見有人來求他說：「請你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一樣。當然這樣的宣教行動確有反思的必要，因為傳福音決不能以施捨可憐為主的。就連Bosch也感嘆地說：「最初宣教動機從以神的榮耀為出發點的，變成以基督的愛為出發點，現在又變成以人的『可憐狀態』為出發點。愛心現被貶低成同情心。」（頁387）

除了心態上出現問題外，大批滿腔熱誠的宣教士在所到之處亦不經意地表達了自我的民族優越感；例如他們不懂欣賞當地人的文化特色和傳統，只把個人的思想觀念加在當地人身上，形成生活上各種的衝突，這都妨礙了他們達成普世宣教的目標。

宣教評估：40%教會；60%信徒

整體來說，這段時期的宣教事業發展得不錯，特別是信徒比教會更積極參與宣教事工。例如很多基督徒願意投身宣 教士行列，並甘心犧牲舒適的生活，去到異族異鄉幫助有需要的人，使他們的身心靈得著滿足快樂。遺憾的是，很多宣教士都帶著濃厚的基督教色彩、並他們的文化 和習俗去到人群中，因而忽略了尊重當地人的文化傳統和禮儀，使不信者產生抗拒和厭惡，讓美好的福音種子得不到壯茁的成長。這可說是一個美中不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