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神學的方法---神學思辨的歷程

神學是什麼？神學確實圍繞著上帝在探討各式各樣的主題，或許有人會誤以為那是某種可探討或研究的客觀知識，但這不是神學真實的樣貌，因為關乎上帝的知識無法被人類具體掌握與支配。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解釋，神學是屬於承載存在的知識範圍，這種知識賜下生之勇氣和死之安慰。因此，探索神學知識的人必須謙卑的委身在上帝面前。這樣的謙卑並不意味著不能發出質疑與挑戰，相反地，唯有真誠的並與上帝摔角，並認真的探索內在與外在的各種張力與衝突，無論是肯定的或是否定，他才能真的走上神學的旅程，雖然他可能並不清楚終點在哪裡。

 

在聖經中，無論是約伯、耶利米或是哈巴谷，都曾留下他們與上帝摔角的記錄。信仰會有疑惑，而在疑惑中我們選擇等待，在上帝的無聲中，他有他做事的方式與法則，我們只能耐心等候。在猶太經典中，等候上帝的來臨與救贖一直是猶太社群的核心信息。

 

今天所熟悉的神學方法與系統，幾乎都是西方的產物。慶幸的是，有許多非西方世界的神學家已努力作出本土化神學，反省過去殖民政策下的宣教活動是否適切的議題。其中黃彰輝牧師提出「處境化神學」的概念：

 

我相信，道成肉身事實上是處境化的神聖形式（incarnation is the Divine form of contextualization），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我們領受大公性的方法就是追隨此一道成肉身途徑。這就是我所謂處境化的意思。既然福音的大公性是透過道成肉身賜給我們的，所以我們的任務就必須透過處境化的回應，嚴肅地看待我們所擁有的具體的、在地的處境。

 

處境化神學的出現，並不是為了反對長久以來的西方神學，而是告白基督信仰是一位活生生的上帝（living Divine），他如今依然在各個文化與處境中工作。因此，在不斷變動的處境中，「處境化」不應該是靜態的，而是動態且多元的。

 

當然， 如同莫特曼所批判的， 處境化神學需要留意兩個危機。一是過於專注過去的文化而變成「化石神學」（fossil theology），或是過於融入在當下而變成「變色龍神學」（chameleon theology）。因此，黃彰輝也認為處境化神學必須委身在「上帝的宣教」（Missio Dei）之原則中，隨時留意並分辨時代的兆頭，並分辨處境之中的真實意義與聲音。

 

真確的神學反省，必須同時扎根在信仰的委身與對於處境真實的認識與體驗。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告白一位在以色列的上帝，而是一位在台灣的上帝；不是一位在過去實行救贖行動的上帝，而是一位今日在當下正在參與救贖行動的上帝。因此在處境中，神學反省不會終止，只會不斷地邁向未來。當神學需要實踐時，我們必須詢問自身，在實踐神學之前，我們是否已經委身？委身在信仰與當今的處境之中？

 

 

 

 

實踐神學的定位與發展

 

自十八世紀起，神學教育的訓練內容包含了四個範疇，就是聖經神學、教義神學、教會歷史及實踐神學。但在十二世紀，神學被視為「科學之后」（the queen of the sciences），在當時的大學系統中，神學是主導眾學科的。

 

綜觀神學教育的歷史，神學家整理出三波改革史：第一波是1950 年代尼布爾（Richard Niebuhr） 對士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的神學教育模型的批判。當時以德國大學的特殊處境，將神學分科為支離破碎、互不關聯且理論與實踐脫鉤的模式，因此尼布爾展開第一波的神學教育改革。第二波的改革，則是由1960 年代費爾丁（Charles R. Feilding）帶領，主張神學教育需根植在臨床世界中。第三波改革，即為1980 年代法利（Edward Farley）及科布（John B. Cobb）以及眾多的神學家進行反思討論，主張神學教育必須朝向科際整合的方向改良，並且必須把神學結合到在地實踐的處境。關瑞文便指出，不少神學教育工作者，仍然視實踐神學為技術應用層次的非學術性科目，是一門低於聖經神學或系統神學的衍生性或下游的學科。長期以往，主流學術的神學學科將實踐神學邊緣化，並往往將實踐神學置身於神學殿堂的次席。殊不知實踐神學是重申信仰的實踐性之學術學科。

 

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實踐神學（Practical Theology）的用詞已在神學著作中出現，其研究包含現今教會的生活和活動、教牧的責任和事工。包含宣教、講道、敬拜、教牧關懷、基督教教育、教會體制和行政，以及有關基督徒的實踐、當代個人及社會行動的處境和範圍之神學範疇。可謂是包含整體的教會生活與信仰議題、倫理、社會參與等，以及使教會更臻於回應聖經及當代人民需求的一切神學思考與實踐。於是實踐神學逐漸被一些學者看重，後來更被士萊馬赫稱實踐神學為「神學研究之冠」（crown of theological studies）。因此實踐神學乃是透過研究教會實踐聖經真理的過程，將神學思考轉化為信仰與生活上的應用，經由經典與理性思辯持續不斷地與處境的對話，回轉到神學思考的再詮釋（reinterpretation），與進一步的再對話、再應用。因此實踐神學重視與處境對話過程的重整，並信仰與生活的整合。

 

實踐神學的具體任務，是在教會內部以及在廣大社會中，反省基督徒的生活及實踐。它將神學的理解與忠心於踐行真理之間創造連結，它應是神學活動的核心。因此實踐神學最終不會停止在方法或技術，作為一門學科，它須具備神學本身的特性。神學在服事信仰群體時，本質上是實踐性的，但扎根於聖經，以探究的自由對基督信仰的踐行，進行了反思和建構，由所發現之社會處境，進行描述性和詮釋性的活動，以了解基督的靈所模塑的人格如何在聖經智慧與靈性的成長中踐行信仰的理解。

 

近五十年來，實踐神學的範疇進入一個成長迅速令人倍感振奮的研究氛圍。實踐神學的擴展及關注，可從學術性的教育機構及期刊創立，和跨領域事工組織發展兩方面的情況來描述。首先出現在學術圈內，隨著1930 年代的神學院將牧養神學、教牧輔導及相關的培訓課程加入學術訓練的必修課程中，使得許多廣泛的教

育機構和組織，正式成立實踐神學相關的協會。包括1993 年在普林斯頓設立國際實踐神學學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Practical Theology），學院兩年一度的會議，匯聚了許多來自各個不同文化和傳統的學者，會議論文集也成為了解實踐神學學科國際發展面向的資源與教材。1994 年英國及愛爾蘭實踐神學協會（British and Irish Association of Practical Theology, BIAPT）正式成立，定期開會發現研究議題，還採納更多的策略來增進實踐神學的研究。在荷蘭的奈梅亨（Nijmegen）也設立國際實證神學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ology, ISERT）的總部，連同《實證神學期刊》（Journal of Empirical Theology）的發展，為神學和牧養關懷領域從事質性和量性研究者提供論壇，這都促使這門學科持續擴展。

 

與學術界並行發展的是教會內及眾多關注者，他們也大約來自精神、心理及社會的相關領域者，努力推動牧養關懷及歸納在教會與社會議題跨領域的各項運動與社區工作，以及宣教性、服務性的聯盟。有關牧養關懷領域之發展，相繼成立非政府組織團體，對牧養工作的標準和知能進行研發。例如，發行蘇格蘭牧養協會的《接觸》（Contact）期刊。這期刊在英國教牧群體具領導的地位；臨床神學協會（即目前的布里奇牧養基金會Bridge Pastoral Foundation, BPF），建基於法藍克‧里克（Frank Lake）所做的開創性工作；而威斯敏斯特牧養基金會成為全國性輔導中心網絡的核心，牧養關懷與輔導協會，則是英國輔導與心理治療協會的重要成員。近五十年來教牧工作與醫護界的院牧工作也都相繼成立協會，對於跨學科的關注，有宗教與醫學研究所和教會醫治協會來提供支援。這些有關教會與社會工作的發展，都代表著基督徒的關注和行動正發展在社會的不同層面。這些關注和行動對個別或整體教會的傳統、信念和實踐，都出現極大挑戰並且施加壓力。

 

傳統而言，神學家的重任和使命是保持基督教會在信仰上的純正，及分辨錯誤的思想或學說。但有趣的神學家現象：在公元100至600 年間，大部份的神學家都是主教；從600 至1500 年，修士是神學家；但從1500 年以後，神學家都是大學的教授。這等學術或宗教身份的高度，使得神學常遙不可及，非一般信徒所能理解及回應。二次世界大戰後，神學論述大都具公共性，以回應人類個體和社會整體在處境中的問題，神學遂走入人群。

 

進一步提問：實踐神學家可為教會提供什麼？回到實踐神學的定義：

 

(1) 實踐神學是研究牧者的教育（clergy education），包含教牧的責任和活動。包括：講道、禮拜、教牧關懷、基督教教育、教會體制和行政；

 

(2) 實踐神學是牧者教育的學科，內容有關現今教會的生活和活動；

 

(3) 實踐神學是神學的一個領域，內容有關基督徒的實踐、當代個人及社會行動的處境和範圍之神學標準和考量。

 

當代的實踐神學家應回應上述定義中的責任，提出對處境的神學反思，建構基督教會的社會責任與行動倫理，並回應在地文化、脈絡及需求的實況，為現今教會生活建立準則。

 

如何厚實這領域的當代論述及教牧培育課程，亦是回應當代問題的重要神學學術行動。就如同保羅‧巴拉德、約翰‧埔里查特所言，實踐神學被主流學術的神學學科邊緣化，並將實踐神學置身於神學的衍生性或下游的學科。

 

 

實踐神學與實證研究

實踐神學看重對處境直接的研究、探討和涉入，重視人類在具體處境中的經驗。實踐神學同時以反思性的操練（reflective practice）和科學研究來處理人類的經驗，試圖對處境有深入和豐富的認識，因此實證研究是實踐神學的重要工具。

 

在現代科學興起的處境下，實證研究主要是指「硬科學」（物理、化學、天文…），是研究人類的處境的主要工具，強調運用歸納演繹的科學方式來探索世界。研究者需要對所觀察研究的事物抱持客觀的立場，做出客觀的觀察，並透過歸納演繹來取得「科學的」知識。

 

近幾十年愈來愈多研究者意識到，任何研究和研究者都不是客觀中立的，研究者的歸納和邏輯演繹都受到自身背景、偏好、和處境的影響，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不再宣稱自己客觀中立，而是透過反思影響自己的各樣因素如何影響研究本身，並在此基礎上建構和反省所謂的研究成果。在這脈絡下，過去常被認為不科學或「軟科學」的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逐漸被認為是正當的實證研究方法。事實上，在今天許多學科的研究中，質性研究與量性研究搭配使用的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反而成為主流。

 

實證研究是科學現代主義的產物，因此有個潛在傾向，就是希望從現象中探索確定的關係。若實踐神學採用實證研究，而拋開基督教終末論的框架，那麼就很可能變成另類的「成功神學」，認為只要採取「某些做法」，就可以達到確定的「結果」。

 

基督教的終末論，強調上帝的國將會臨到，而這國的臨到，是「確定的未來事件」，不依附於人類的行動和決定。

 

在前現代的社會中，人類基本上是以「傳統」來決定該如何生活，認為「過去決定現在」。如果我的父親是農夫，那麼我將來大概也是做農夫，因此從小就開始學習農務。進入現代社會，人類開始強調我們可以決定自己未來要做什麼，認為是「現在決定未來」。

 

然而基督教的終末論強調上帝在未來的新創造（新天新地）是確定的，因此邀請我們回應上帝的國，朝向上帝終末的國來安排生活，是「確定的未來決定現在」。

 

在進行實踐神學的研究時，我們需要在終末論的框架下來進行，強調要更新當下的實踐，以朝向上帝終末的國前進，才不會被現代主義所綁架。我們的實踐並不能確保上帝的國來到，也不能確保轉化和改變世界，消除世上的問題，是上帝自己的應許和作為才確保未來的新天新地會臨到，因此我們的責任調整當下的實踐，以回應和轉向這上帝終末的國。

 

實踐神學在使用實證研究（empirical studies）時，需要在終末論（eschatology）的框架下才能與現代主義（modernism）有所區別，有其獨立性。

 

 

文化脈絡

 

所有這些日益增長的活動，皆源於在教會和更廣闊的社會中的一些根本變化，這些變化已結合起來，將實踐神學推到顯要地位，並重塑或替換早期的做法。

第一，社會出現了根本性轉移（fundamental shift ）。基督教不再被自動假定為英國文化的規範表現。我們現正生活在那常被稱為後現代或後基督教並日益多元化的社會，社會中有不同的信仰（宗教的或人文主義的），這些信仰會以互相合作或以彼此競爭的多樣狀態並排而坐。而其中一個影響，就是基督信仰羣體日漸感受到，他們必須在體制上和理性上維護自己的存在。在這尋找基督徒身分的過程中，神學成為一項重要的資源。神學再也不能（假如它以往是這樣）作為一個純粹「學術」或獨立的活動，而是必須被視為對基督徒的見證生活和服事生活作出直接和實際的貢獻。此外，近年出現了強烈的靈修熱潮。範圍從基督教傳統模式的復興，到新紀元運動或東方宗教。再次，基督信仰羣體自覺必須在開放的市場重新擺放其攤位。因此不出所料，愈來愈多的神學被公開描述為「實踐的」（practical ），為要幫助學生在改變中的世界的脈絡裏，了解自己的信仰。

第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 ）和那些與社會科學相關的專業，如社會工作、治療、輔導和教育，它們的崛起相當驚人。這當然意味著，基督信仰不得不開始與新的知性挑戰對話。然而，重要的是，這會帶來明顯而直接的實踐含義。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 ）已要求教會就其社會責任作出艱鉅的調整，而諷刺的地方是，教會的社會責任目前卻需要重新議定。政府的政策日益將重點從政府補助和支援，轉向私營措施和個人責任。這意味著大幅削減福利，甚至叫部分福利體制崩潰。例如，在「社區顯關懷」（Care in the Community ）的個案中，愈來愈多的擔子，轉移到家庭支援以及商業機構和志願組織身上。由於部分的新重點是關乎志願團體，以及政府想利用其與信仰羣體的合作，因此，許多在上一代教會移交給福利國家的角色，這一代的教會現被要求再次承當。然而，這安排已配上那日益緊縮的法例——由殘疾人士到兒童保護的所有社區及服務設施皆涉及其中。

 

然而，與此同時，醫護專業發展出自己的專業理論和技能——現在這種種都已被視為優良實踐的標準——因此，它們成為了神職人員的專業發展和提升基督教志願工作質素的模範。實踐神學一直處於此任務的最前線（儘管愈來愈多其他神學分支也受到影響）。這意味著在我們的時代，於基督教跟現代文化的重要面向的相遇而言，實踐神學可說是站在最前線。

 

第三個重大變化，與前二者有關卻具有不同的特性。它可被描述為神學的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 of theology ）。最著名的例子是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liberation  theology ），但處境性（contextuality ）可以有許多形式和面貌。這種神學方法有兩個標記：必須認真以生活處境作為神學反省的根據和材料；以及假設所有神學活動都是指向一個實踐的目的，就是為著天國的公義與和平作見證和努力。因此，我們會發現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的神學，都是植根於城市貧民窟或農村貧困地區的「基層」社羣（base communities ）。這種神學所指向的是上帝的權能，而祂更分擔著社羣與人民生命中的破損。相比起正信——相信正確的事物——這種神學更關注的是正行，也就是努力去活出信仰。這表明了神學如何在運作上有著重大的轉向：本質上，神學是一項實踐大業。神學反思從而成為行動的一部分，是要在整個基督信仰羣體內、並與羣體一起完成的事。這樣的進路影響深遠。無論是有意地，還是靠耳濡目染，在英國，許多的實踐都彌漫著這種神學反思。這不單出現在基督信仰羣體的基層中，也愈來愈多地出現於大學和院校較正規的神學活動中。

 

與此同時，另外兩條神學進路已經形成，這兩條進路充分體現這專科的實踐性質。因著對後現代主義的部分反應和此後對基督徒身分的探索，神學的重點便會放在：在文化多元的社會中，基督信仰的獨特和批判本質。這以許多形式進行，並將一些早已存在的基督信仰立場重新恢復過來。而基進正統主義（radical orthodoxy ）可能是當中的表表者。從另一個角度看，特別是從聖經學者的角度來看，神學乃為詮釋學，也就是以神學作為文本與處境、傳統與當代實踐之間的對話。就牧養實踐而言，這做法以「故事」形式呈現，且被許多人所採納。

 

然而，這種發展給我們造成了矛盾，這是由於以上的討論帶出了兩個實踐神學的模型：要麼實踐神學是在神學的廣泛領域中的一個專門分支，以相關的技術和實踐來發展其特殊的關注及任務；不然的話，它便是神學的規範形式，即實踐性成為所有神學的發展焦點。可是，這兩者雖然看來向著不同的方向拉扯，但我們也不應將它們看為必然是互相矛盾的。或許，我們需要與這矛盾共處。事實上，這裏將對實踐神學作出假設，而這假設在往後的篇章大綱中也會秉持：這假設就是，實踐神學確實是一門學科，在神學範疇內有其特有功用；但這並不是說，它要脫離其他神學科目去獨立運作，因為所有神學在本質上，其實只是一個單一的和實踐的活動。因此，所有神學作為一個實踐性學科這事實，在實踐神學這科上明顯表現出來。實踐神學是對神學的根本任務的主要見證，它代表和分享著所有其他神學科目的共同神學召命。

實踐神學的內容不斷擴充

 

    實踐神學的範圍和宗旨，也已經以另一種方式來擴展。它不再局限於事工裝備。今天，人接觸實踐神學的原因很多，他們可能帶著特別的關注，如關心貧民區的環境或狀況；或者，他們可能希望回應社會的趨勢和應付社會的挑戰與壓力；或者，他們的目的可能是想更加了解，在特定的處境下——譬如教師、經理或工廠工人的情況如何——門徒的生活是怎樣的；或者，他們可能是為了從某個神學處境中得著事工所需的見解和技能，從而可將之應用在其他形式的牧養關顧工作上，就如青年工作、輔導或看護工作。

 

    所以，實踐神學引起各類人士的關注，它針對活出信仰的生命，提出有關意義和真理的神學議題。它匯集理論和實踐；它涉及牧養技巧和牧職培訓，也關注社會政策和文化體驗的各方面。

    在一個有可能成為非常廣泛的領域裏，是需要設法去限制導引式的討論的，因此，這裏的焦點，是放在實踐神學作為一門較為學術的神學學科。這樣做，不是要忘記：不論在教會內，還是跟教會並肩，廣泛的活動和機會所做的實踐神學，也是構成這領域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