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即有人感覺到，用禁慾的生活方式以期達到完全境地，實有不少的弱點。耶柔米告訴我們，即在他實行禁慾生活的當兒，他的想像有時也跑到羅馬宴樂跳舞場中去，使他心願不安。奧古斯丁也向修道土的懶惰行為和靈性驕傲，提出警戒。到了改教時期，反對修道主義的言論思想極為顯著。路德對修道主義有過親切的經驗，攻擊批評不遺餘力。
各改教家把人生屬世的活動，看為製造含有宗教性的生活原料。人生為求最有效能的事奉上帝，不必逃到修道院中。依各改教家看來，最有效能的事奉上帝，要讓基督的靈浸潤於每一屬世的人生活動。基督徒要將他的基督教信仰生活，彰顯在地上的職務的圍以內。
路德說：「一個農夫耕地，較之一個女修道土堅守貞操可能 更多得上帝的喜悅。」
他又說：「如果一個打掃屋子的貧窮女僕，因為順從上帝的吩咐如此作，那麼，她要比聖安東尼在曠野所作的更好，更多事奉上帝。」
今日一般社會倫理學作家，大多批評路德的倫理思想過於個人化。他們指責路德沒有充分的著重福音的社會實用面。在他的倫理思想中，只講到個人行為。路德在基督教倫理上所著重的，固然是個人方面，但是如果我們要瞭解路德，不誤解他的這種著重點，那麼，我們必須瞭解路德思想反應的背景。當路德之日，人人都知道基督教與社會秩序有密切關懷。此一事實在常時為天經地義。
中古時期，羅馬天主教會努力於與此公眾道德，而且這種努力，在常時的社交、經濟和民族的團體生活上，都有廣泛的成功。它的理想是要作一個教會國家(Church State)的境地。教皇要控制一切的事，屬世的以及屬靈的。宗教應當影響社會生活，這種見解在當時無庸置辯。人生的每一角度，在常時均受宗教影響。教育受宗教領導，文藝的靈感亦來自宗教。科學典科學家均在宗教的權威前俯首。讀提柯白拉赫(Tycho Brahe )書劄，便知道當時宗教佔據了人生中心的地位，連在科學家的思想中也是如此。當時教會消除了好些戰爭的災禍，建立了好些哲學系統，禁止以高利貸放債，人生的各方面無一不受其控制。統治中古人心社會的宗教，固有許多可以指責之處，但當時宗教控制人生勢力之雄厚，且為一切社會之保全因素，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在改教運動鼓動之前，人們從未想到教會與社會無關，路德對於倫理行為之所以著重個人方面，是以此為背景。
路德所處的時代，很注重基督教之社會的和政治的方面。而個人的方面，卻為人們所忽視。路德要喚起人們對這方面的注意，並非無病呻吟。路德從未想到基督教與社會無關。各
國 君王當以基督徒的立場治理國政，這在路德看來乃當然之事。他說：「此一人工作，彼一人閒暇，此一人生活困苦，彼一人生活優裕，都是不對的。」
他又咒詛那些壟斷市場，提高物價，剝削貧苦民眾 的富有階級。他要求當時大學加以改良，又努力促進乎民教育。他又倡言立法，以取締時裝和奢侈的食物，禁止高利貸，抑制娼寮。
只要看路德如何解釋主禱文第四段(即「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便不難知道他將宗教看作與經濟問題和經濟需要大有關懷。在一五二○年所著問答書中，他采羅馬教會的慣例，將日用飲食解為那「餵養安慰人之靈魂的主耶穌基督」。到了一五二九年，他在問答書中，捨棄了這種解釋，將日用的飲食解作：「就是一切養生所需之物，例如：飲食、衣服、房屋、家室、田地、牧畜、錢財、貨物、虔誠的父母、兒女和傭人，虔誠忠心的執政者，善良的政府，四時風調雨順， 時局太平，身體健康，有秩序、有光榮，信實的朋友，忠厚的鄰居等類的事。」
這樣的解釋，只足證明路德確實承認，宗教是與社會問題有密切關係。而且我們也要 注意路德發表這種見解，是在他脫離羅馬天主教會的傳統思想以後，表明他對這問題作了相當的考慮，在一五二○年至一五二九年一段時期中，下大決心，試作如此一番思想上的革命。
路德所著：經商與重利以及致基督徒王公公開信，都很顯著的表明，他並沒有將基督教倫理視為與社會問題無干。
路德本性保守，而對於農民之亂又操之過激，致使他對此一暴動說了些難於原諒的話。然而他說這些話，並非對於當睹政府一味屈服。他曾以基督徒信仰之名，指責當
時國 君的行為和態度。路德於一五二一年在沃木斯(Worms)國會上，對皇帝宣言不諉的精神，甚足以表明此一事實。基督徒信仰所包涵的社會關懷，路德可謂已經充分的加以往意。
等到教會與國家分開以後，路德言論思想的背景不復存在。在這樣一種新的情勢之下，許多擁護路德的人，仍然繼續著把重點放在個人方面，忘記了他所抱定的一個主旨，即宗教與社會秩序脫不了關係。把宗教看作人生的一種附隨現象，好像現代人士的想法一樣，這在當時諸改教大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信義宗教會常將 基督教的社會性輕忽了。在這一點上，信義宗主義普為現代作家所嚴重批評。
一九二五年在瑞典京城斯德哥爾摩所開生活與事工大會，很明顯的表明，在最近兩個世紀中，福音教發展形成兩大思想趨勢。一種注重個人，注重末世，把天國超越的方面看為重要，對世界和社會進程，頗抱悲觀。在斯德哥爾摩會上，顯然抱這種態度的為斯幹的納維；德國和法國的代表。另一種態度則較為普世化、社會化，注重天國的內在方面，對世界亦多抱樂觀。抱這種態度的在盎格羅薩克森人當中最為顯著。
繼承路德思想的人，對基督教界所貢獻的，當有永久不變的價值，因為他們堅決的主張，基督徒的活動決不可與上帝的恩典分散。但在另一方面，單是個人主義的虔誠，總不能令我們滿意。我們必得主張，上帝要能管理社會公眾的事務，正如他管理私人的事務一樣。這兩脈基督徒生活需要互相補充和互相輔助。宗教決不可 逃避社會，只講求獨善其身的個人經驗；在另一方面，宗教如果想出而征服世界，又要與上帝有深刻的靈交，亦難竟功。寂靜主義和活動主義均有危險，而二者對於宗教生機之促長，又均有貢獻。
信義宗主義較之加爾文主義更多向國家權威表示妥協，這個區別在改教先賢在世之日，即已形成。加而文一脈的道德思想，較為嚴厲強勁而富侵略性。加爾文在日內瓦想要創設神治政體，要把上帝的極權表顯得如同中古時期一樣有聲有色。基督教的社會涵義，在加爾文主義中，較之在路德主義中，表現得清朗多了。加爾文主義亦從而較為嚴守律法，不向任何專制政權屈膝。法國的預格諾派(Huguenot)瓦勒度派(Waldenses)，荷蘭國識衛自由的人士，英國的清教徒，蘇格蘭的保守福音派(Covenanters)，以及新英格蘭的教徒，均由此培植而生。路德在感覺到他的基督信念有與政權抵觸之處，他也誓不妥協。
在沃木斯會議上他立在皇帝查理五世之前，堅持一己主張，即為顯著的例證。然而信義宗人士，有時將路德所區分的政權與教權，解為後者應向前者屈服。要正當的明瞭路德對此一問題所持見解，需知他為教會所下定義，又要知道他總不把教會看作個代表政治的團體。路德所講的教會，並非不關心政治和社會的問題。不過他以為教會不能像一個政治團體一樣活動。因為教會的本性不能這樣。信義宗人士對教會與國家所有關係的整個問題需重加考慮。信義宗與改革宗倫理最好是互相學習，使彼此相得益彰，更加圓滿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