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教學概論

 

    護教學一詞與希臘文「辯護」（apologia）有關，是人（如蘇格拉底）為自己的思想或行為辯護的學問。彼得要每個信徒隨時作好準備，為他的信仰及盼望的「緣由」（apologia）回答各人；因此護教學就是基督徒本於他所相信的福音信息告訴人，他所信的是真的，為什麼要這樣信，使刻意批評及歪曲福音的人不得逞。

           護教的動詞是apologeisthai，意思本是「衛護」、「抵抗」等。近代神學的用法，源於柏今加（1794）及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原是指基督教神學的一分支，以教義之建立和辯證為對象的一種學問。這門學問在英語世界的名稱也是相當混亂，轉轉接接地譯成中文，有時就更叫人摸不著頭腦。

           英語有兩個字根相同而目的頗不一樣的詞語，譯到中文都叫「護教學」，此為混亂之主因。第一個是apologies，是就基督教教義的整體來辯護，其目的可以由辯護真道到洗脫沈冤（vindication），故可稱「辨惑學」。屬於辯護真道的，殉道士游斯丁（Justin）的《第一護教辭》（Apology I）和《第二護教辭》（Apology II）可作例子；屬於洗脫沈冤式的，英國紐曼主教（J. Newman）的《自我辯護》（Apologia pro vita Sua, 1864）是另一例（他是為改信羅馬天主教答辯，故內容與基督教傳統的不一樣，但其性質卻是相同）。

    另一個是apologetics，可作「護教學」，目的有兩方面︰消極地說，那是辯護，對象是問難者及信仰的人；積極地說，是為建立基督教教義，範圍不僅是教義本身，也是一切有關神的正確認識，特別是基督教宣稱的，由聖經啟示於世人的道理；因此護教學有三個主要的領域︰

 

1.指出有宗教信仰比沒有宗教信仰更合理；

 

2.指出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有更合理的解釋；

 

3.指出正統基督教信仰比不是正統的思想（「異端思想」）更合理。

 

    護教學用的方法，當然是理性的陳述，但它從沒說純理性的推理足以說明基督教信仰的內容，只是在別人問道或歪曲基督教時，信徒有責任以理由說明「信仰的原委」。因此護教學永遠都需要包含兩方面︰申辯──指出毀謗信仰者的不合理；說明──指出基督教思想的內容。這是為什麼在基督教會史上，辨惑學最盛行的時代，也是基督教教義最得建立的時代。

           基本上說，新約聖經有一部分是本於護教的動機寫成的，它們正是包括了申辯與說明這兩個重要的因素。保羅在加拉太書指出猶太人律法主義的偏差，進而申明福音的自由與大能。約翰在約翰福音指出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的偏差，進而指出道成肉身的實在與新生命。我們要在這裡認識一件事，護教學最重要的動機，不在消極的辯論，而在積極的建立；其目的不在打倒敵人，而在贏取人相信福音，使不信的能相信，使相信的能進深一步去確信。因此護教學的內容、形式，以及價值，都不是敵人賦與的，像流行於今日歐美或華人教會那種「護教情結」。護教學的功能與價值，乃在滿足人的基本需要︰一種要明白信仰原委的需要，也是一種就是沒有人來挑戰我們的信仰，我們也要明白為什麼這樣信，不那樣信的需要。傳統上，這正是神學與護教學的關係︰神學就是把護教學建立的範圍，詳細又合理地解釋出來。當然，在建立的過程中，我們難免要對反對基督教的思想作出辯論，但我們的目的是清晰的，就是為了建立，不是打倒。近代魯益師（C. S. Lewis）的作品〔像《痛苦的奧祕》（The Problem of Pain，魯繼曾譯，文藝，3,1994）、《神蹟》（Miracles）〕，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這樣說來，今天一般人說的護教學，其實是辨惑學，是專門針對人對基督教信仰的挑戰而作的辯論；而宗教原理或宗教哲學（Philosophy of Religion），則屬於護教學的範圍。前者因為是正面迎接教外教內的挑戰，為此而身陷囹圄或放逐（如亞他那修，Athanasius），甚至賠上性命的也不少（如游斯丁）；後者是為整個信仰作出長久深入的思考、解釋，及建立的工夫，歷代為它獻上一生，作個靜默的活祭也很多，特別在近代教會，基督教信仰遭受各方面的質疑，華人教會就更需要後者的奉獻了。

           近代護教學的興起，與歐洲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有很深的關係。當時知識界對傳統的基督教及形上學，普遍抱有懷疑的態度，這種態度在休謨（Hume）及康德（Kant）的作品得到具體的表現。休謨認為聖經記載及教會相信的神蹟，從或然率來說是不可能的；康德則指出人無法認識自然現象以外的知識，人最高的知識及責任，就是道德的知識和責任，因此都是屬於今生的，及自然界之內的。休謨與康德提出的原則，成了近代神學具決定性的標準。

           自啟蒙時代以來，基督教神學家及護教士差不多把基督教信仰和其原委重新寫過，大多數都是接納上述兩個原則來進行，田立克（P. Tillich）、布特曼（R. Bultmann）及羅賓遜（J. A. T. Robinson）等人的作品，就是現成的例子。

 

           這樣的退縮和忍讓，自然引起福音派（Evangelical）教會普遍的不滿，近年不少有識之士本於他們的學識，對聖經的信任，以及大無畏的精神，一方面為護教學重新定下目標與範圍，另一方面亦在好些易受質疑的信仰題目〔如啟示（Revelation）；神蹟（Miracle）〕，提出他們的解釋，其中較具成就的有卡內爾（E. J. Carnell）、米切爾（Basil Mitchell，1917年生）、史雲賓（R. Swinburne，1934年生）、活特（K. Ward，1938年生）等，他們要解決的問題，較偏重哲學對神學提出的質疑，故內容亦較專門；魯益師及薛華（F. A. Schaeffer）的則較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