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實踐神學的關鍵人物

 

　　追本溯源，一個影響實踐神學的關鍵人物，就是生活在西元前四世紀希臘城邦中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E.）。對亞里士多德來說，一個人最崇高的志向莫過於具有治理城邦的領導力，他將此能力稱呼為「實踐智慧」，我們可以將「實踐智慧」理解為「在特定情境中，藉著精確地審時度勢、與符合道德的行動、及有果效的手段，來抉擇該採取哪些行動因應。」Report this ad

　　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實踐智慧」不只是精明手段，更涉及德行，又由於它需要審時度勢，因此年輕人是不會擁有的。

　　「實踐智慧」是一個希臘人能擁有的崇高志業，而人要怎樣才能得到這個實踐智慧呢？亞里士多德認為，除了藉著教育，就是藉著人本身的實行取得實踐智慧。

　　說到實行，對亞里士多德來說，「理論」指的是在一定距離之外、藉著分析與客觀性取得的知識。在希臘奧林匹亞運動會的傳統中，有群運動諮詢員專門給選手建議，他們不會從選手在比賽中「實際的行為舉止」出發觀察、分析選手，而是將「理想中的」訓練與戰略告訴選手們。所以「理論」是智性、抽象哲思的反思，在離開匙記狀況的形而上的層次中進行。需要留意的是，「理論」與實行並不是互斥的，也不是誰生出誰。它們只是各有不同的產生知識的方法。 

　　亞里士多德用「技術」來描述一種創造的技術性的能力，例如陶匠知道該如何混和泥土、用機械與特定角度塑形、最後經過炭火烘烤而製造出尼罐。「知道如何行」與「學習如何行」都屬於「技術」的範疇。

　　然而，「技術」本身並不蘊含「最終目的性」，「技術」起始自一個理論（做陶器的學問），之後靠此理論產生一個產品（陶器），但陶器存在的最終意義並不包含在這過程當中。

　　美國福音派實踐神學家Ray Anderson舉了兩個例子，幫助我們明白何謂「「技術」本身不包含「最終目的」：

　　有個建築師蓋了間房子，他的任務就是「蓋房子」，今天房子蓋好了，他的工作就完成了，領了薪水後就收工走人。之後，有人搬入這房子中，幾年之後，他們生病了，或者不幸福，這與這位建築師一點關係都沒有。在這例子中，房子存在的「最終目的」是給人一個幸福的家，但蓋房子的人蓋的時候，他的目標並非是這個，而僅是蓋好房子（事實上，對於誰來住、住了之後是否幸福，建築師也無能為力）。因此，蓋房子這個動作，就僅僅是技術。

　　第二個例子是寫講章。今天一位傳道人寫了一篇講章，過程中他辛苦地按照原文讀經、反覆思想、禱告求上帝光照、查考註釋書、收集例證、完成書寫。講章是寫完了，這可能是一篇神學院講道學老師會給個A的作品，但講道的最終目的──使人與基督相遇──這個「最終目的」尚未達成，因此「書寫講章」也是技術。

　　在看完「理論」以及「技術」後，我們來到了實行。所謂「實行」，里士多德指的是「行動」與「持續反思」之間不斷交互的過程。

　　有別於理論，實行認為知識需要在行動與處境當中才會被建構；有別於技術，實行本身蘊含最終目的！Anderson說：實行以最終目的為行動的目標。」

　　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亞里士多德認為通往實踐智慧的實行會蘊含「最終目的」。實踐智慧是古希臘城邦政治領導者的重要特質，因此它的擁有者自然需要對治理城邦的願景、什麼是好的城邦政治等議題有清楚的理想與方向性，才能帶領眾人往前行。

　　回到剛才「講道」的比喻，「僅僅完成一篇講章」是技術，而「講道」的目的如果是「人與基督相遇的場合」（這是我的定義，當然你可以有自己的答案），它就不可能在寫完講章的那刻即完成它的使命，這使命唯有在會眾集會的宣講中才能達成。因此，寫講章是技術，而講道則是實行。

　　所以，如果神學院的「講道學」課程只是「教你怎樣寫講章」，那它就不是實行（也不是新實踐神學對神學的認識），近年所謂「新講道法」的興起，將焦點從「講章本身」擴大到「講道的處境現場」，就是在這重拾實行風氣的潮流中的一員。

　　在實行當中，我們對於一件事的認識（如講道的神學、講道的目的）會與我們在情境中的行動（如我們平時對這群聽道對象的牧養、個人與群體在生活中的體會、站在主日講台上講道）不斷交互作用，這些原先的認識會影響我們在準備講章與實際宣講的過程中決定採取哪些行動，而我們的行動也會不斷推進我們對這一切事物的體會，如此不斷交互作用。

　　當代實踐神學的實行觀除了受到亞里士多德的影響，也受到馬克思(Karl Marx)的影響。亞里士多德留下的實行觀影響，使我們為了使群體（當年對他們是城邦，如今對我們是教會）的建制朝向那最終極的目的（教會存在的最終目的）不斷前進，而必需不斷地行動、反思。而馬克思留下的實行觀的影響，則提醒我們，為了更新我們的實踐，我們勢必批判、改翻掉現有的實踐。

　　簡單說，就是一人提醒我們換新，另一人提醒我們汰舊。這也是為什麼二十世紀有部分的實踐神學就是啟蒙自解放神學，其實背後就是馬克思。至於要用什麼手段汰舊，馬克思有一套自己的說法，我們不一定要照他說的做就是了，但這汰舊的精神並非完全不可取。

　　我們已經提到，對亞里士多德來說，城邦領袖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實踐智慧。有趣的是，他認為一個實踐智慧的展現就是修辭學。所謂古希臘修辭學，並非中文作文那修飾字句的技巧，而是反思德行後、為了大眾公益、說服聽者來支持的學問。不同的處境中、面對不同的議題，演說者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來施展修辭學，因此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適用的教戰守則，保證人怎樣講聽眾就會怎樣接受。

　　這樣的對知識的體會，勢必在處境中才能進行。相對於亞里士多德，他的老師柏拉圖(Plato, 429-347 B.C.E.)也有一套對人類知識的看法，而柏拉圖的知識觀較抽象，認為人一般的知識就像看著洞穴牆上的影子幻象，人必需轉離影子、才能看見真實的知識，這是一種抽離處境的知識觀。師生兩人都有政治哲學，柏拉圖談《理想國》的政治願景，他可以坐著跟學生高談闊論；亞里士多德也有城邦政治理念，但他實際走訪不同城邦政治、實地考察。

　　在基督教傳統中，柏拉圖的影響力大過亞里士多德，因此近幾百年的古典神學家們比較不用實踐智慧的角度理解諸如講道、牧養、靈性輔導等實踐行動，將它們僅理解為一種技術。這是現今一些局面之所以會出現的一個原因。

　　總結來說，要達到亞里士多德實踐智慧的境界，要藉由實行，而實行有三個要件：

（1）我們的行動蘊含最終目的性(Telos)（對神學來說，就是要對準上帝國的終極使命前進。）

（2）我們的行動出於對人性、處境有審時度勢的認識（對神學來說，就是要明白上帝呼召我們正站在一塊怎樣的土地上）。

（3）我們的行動顯示我們對群體的未來具有符合德性的理念（對神學來說，就是我們的理想與行動都要合乎上帝的心意）。

　　就我的理解，傳統神學喜歡將「神學」（特別是教義學）歸類為理論；「實踐」或「實踐神學」歸類為技術。但實踐神學家喜歡從另一種角度理解實踐神學：實行。而Don Browning更兇狠一點，直接說他認為所有神學的基礎都是實踐性的，因此所有神學都是實踐神學。

　　亞里士多德給我們提醒是，我們所做的知識建構是群體性的（他當時的希臘是城邦政治）、目標性的（對亞來說，真實的行動必然蘊含目的，否則只是另一事的手段）、並且人的行動與反思之間有互動的關係。當然，亞里士多德不是基督徒，而Ray Anderson對亞氏的實踐智慧的批判就是它太沒有超越性（亞認為可單憑人力達至實踐智慧的境界），Anderson的因應做法是提出(基督的實踐智慧，視基督的工作為開啟一切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