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神學的方法---知行合一的螺旋式流程循環（Pastoral Spiral）

羅利‧葛林（Laurie Green）認為神學必須是具有改變的力量，神學風格應包含行動和反思。然而神學反思往往被視為神學的全部內容，但是神學反思是一種認知活動，無法涉及我們全人的行動。道成肉身的處境神學是一種行動與反思不能分割的合一模式神學，是透過神學反思和具改變力量的回應行動，以整全的方式去服事人的神學，神學這個工具所具備的能力和改變的力量是遠超過人們所認知的。

 

因此他提出積極的神學工作是知行合一（praxis），這不僅僅只是實踐，它包括一種牽涉到行動的反思以及需要反思的行動。知行合一交織了行動與反思、委身與靈修。沒有反思的行動會變得不負責任，沒有行動的反思則是一潭死水。而知行合一的作神學模式，即是把行動與反思活潑地融會在一起。他發展作神學螺旋式流程循環（doing theology spiral）的方法，透過經驗、探索、反思及回應的四個步驟不斷環迴，作為輔助基督徒跟隨耶穌在真道上行走之屬靈旅程中的工具。

 

不同的實踐神學家嘗試以動態循環描述實踐神學的研究過程，牧養循環（pastoral cycle）成為實踐神學中當代的核心觀點。牧養循環將其起源歸於自1960 年代起解放神學所帶來的影響，這實踐神學的進路被發展為建構神學與社會批判與行動的工具，並被廣泛應用在各項不同的宣教領域及社區發展與服務的場域。這「行動-反思」（action-reflection）的學習模型，也在教育、社工、醫療及其他專業方面非常突出的被使用。以在工作場景的實質經驗，成為反思和學習的材料，這對專業或實踐神學教育來說，無疑是行動研究的進路。

 

 

實踐神學的方法---理論與實踐交互循環與整全的對話

谷寒松認為「對話」不應該只限於基督徒的社群與當代社會議題，甚至必須包含其他宗教。莫特曼也認為在最嚴肅的對話中，人們認識自己的程度完全取決於自己認識別人的程度。其他宗教的學者，通常比基督教神學家更準確地認出基督教的特點。用異者的眼光去看事物，對自我的認識是重要的。基督宗教過去已習慣藉由教會傳統或是「啟示」來描述自己，但是在今天知識爆炸的年代，我們也需要透過他人的眼光來認識自己。或許有人會質疑這是否是一種「相對主義」而失去基督宗教自身的獨特性，然而，基督宗教也是一個不斷與自我辯證的宗教。若我們失去對話與辯證的進路，或許才會真正的失去在這世代作見證的機會。

 

理論與實踐需要互相並重，也就是不斷的「循環」。在實踐上，還分成社會與個人兩個方向。因此，除了對話之外，谷寒松也認為，科際整合、靈修生活，也都是不可忽略的面相。

 

如果「對話」是神學的研究方法，那麼，神學如何與這社會來對話，已成為當今要從事實踐神學的工作者，需要思考及建構的議題。雖然當今的社會科學已建構許多研究方法，但如何讓這些素材、方法，進一步與神學進行整合，已經成為這一世代實踐神學教育需要跨出的一步。整合的工作，其他專業領域者不會替這世代的神學或教會執行，但若教會有著這樣的關切（concern），那麼，我們更應該責無旁貸，勇敢的跨出這一步，運用對話、整合、詮釋，開展出處境化神學的新契機。

 

 

 

實踐神學的方法---探索神學研究方法

在特雷西的神學思想中，非常強調落實「踐行」（praxis）的意義，並認為實踐並非只是理論的衍生或應用，更是產生理論的源頭與修正理論的基礎。特雷西強調神學的公共性，並指出神學研究應處於公共處境，本質即為公共論述。他指出任何領域的神學家，都需進行論述的三種公共空間──學院、教會與社會──並提醒重視三種空間之相互關聯與交集的論述責任。對於重視社會實踐的神學家，他提醒關注基督教傳統及神學的學術基礎；對於重視教會及學院論述的神學家，他提醒其神學除了關注基督教傳統的意義，也須在乎社會實踐的意涵。

 

福萊（Hans Frei）在《基督教神學的類型》（Types of Christian Theology）把基督教神學的類型分成五大類，首先是兩個極端：

 

類型一：運用當代學科的語言與名詞作為框架，來解釋並凌駕基督教神學。

 

類型五：企圖使用古典神學或經文所描述的世界觀，來描述當今世界的各種現象。

 

這兩種極端，很難跟其他人產生有意義的對話。然而還有許多人介於兩種極端之間，對他們來說，他們不滿足於簡單的解釋，而更想探究更複雜的概念。分成三種類型：

 

類型二：運用當代的思想或是語言，重新解釋信息必要的核心意涵，過程中會選擇剝離或拋下其他事物。代表神學家：布特曼（Rudolf Bultmann, 1884‒1976）。

 

類型三：將文化與神學視為兩個主體，並在其中找尋可以連結的事物。代表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75）。

 

類型四：盡量避免與不同文化的碰觸，並保持基督信仰自我描述的優先權。代表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

 

然而，還有一些神學家不斷地遊走在這三種類型之間，福萊認為最佳的典範就是耶穌會會士──拉納（Karl Rahner, 1904‒1984）。

 

美國神學家特雷西提出「實踐- 理論- 實踐」模式，來取代傳統的「理論- 實踐」模式後，該模式在布朗寧（Don S. Browning）倡導下，成為目前西方實踐神學方法論的主要模式，並定調在「實踐- 反省- 實踐」的循環。它循環交錯交互影響，促使教會在不同時代的處境下，運用忠於基督的方法和策略以實踐信仰。實踐神

學研究過程須涉及探討處境議題及議題現況脈絡、神學反思、發展教會，以及信徒如何根據基督在那當下處境的工作，而在今日世界實踐信仰等之整合過程。這研究過程應持續循環，以新實踐帶來處境的新改變。這是以基督為中心的方法論，「基督的實踐」（Christopraxis）仍是研究關鍵與核心。

 

谷寒松（Gutheinz）也發現，現代神學家開始對於人文、社會科學感到興趣，因此將影響實踐神學的方式。當傳統神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交談之時，才會匯入實踐神學，在實際的場域實踐後，又會影響傳統神學的解釋。因此在這個部份，現代神學家們開始意識到「理論- 實踐」的循環解釋，也就是說，不再是「理論→實踐」，而是「實踐- 理論- 實踐」的循環。

 

謝根道（Juan Luis Segundo, 1925‒1996）將「詮釋學循環」進一步發揚光大。在謝根道之前，尚有阿斯特（Friedrich Ast, 1778‒1841）、沃爾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士萊馬赫（1768‒1834）、布特曼、格爾金（Charles V. Gerken,1922‒2004），對詮釋學皆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但是士萊馬赫的詮釋理解，還是從「作者中心」的角度出發，也就是讀者如何再次經驗作者的心路歷程。布特曼雖然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轉而從「讀者中心」出發，但依然聚焦在個體身上，而忽略社會的情境與脈絡。

 

謝根道首先將詮釋學循環解釋成：「在人們現存的個人與社會現實繼續改變中，對聖經所作繼續改變中的詮釋。」換言之，謝根道認為，解放神學不再是由經典出發來解釋當下的現狀；而必須從當下的現狀出發，回到經典去探究上帝在說什麼？也就是重新去省思與詮釋上帝的話語，甚至能從詮釋後的話語中帶出改變現實的動力。詮釋的工作不是停留在此，而是不斷地在「發現現狀- 詮釋文本- 實踐」中不斷地來回與循環。

 

謝根道認為在邁向詮釋學循環之前，有兩個先決條件：

 

(1)   我們對真實現況有豐富和足夠的質問與懷疑；

 

(2)   我們對聖經產生相應的豐富與足夠的新解釋。

 

然而，這兩個先決條件，意味著需要有四個步驟來實現：

 

(1) 我們有體驗現實的方式，它促使我們產生意識形態的懷疑；

 

(2) 我們將我們意識形態的懷疑，應用到整個意識形態的上層架構，特別是在神學上；

(3) 我們產生體驗神學現實面的新方式，它促使我們去產生釋義上的懷疑。即懷疑一般流行的聖經解釋，並沒有處理重要的事實；

 

(4) 我們形成我們新的釋義學。即我們用新的元素對信心的來源（即經文），形成新的解釋方式。

 

解放神學與謝根道的努力，迫使今日的神學不能只是學院神學，素材也不能只是從教會傳統出發，而是要思量從人民的生活出發。要強調的是，這樣的詮釋學循環不是為了要顛覆傳統，而是為了要補足傳統的不足之處。就如同處境化神學一樣，處境化神學不是為了要反對傳統的歐陸神學，而是讓非西方世界的人民能從他們自身的文化與處境，了解上帝的奧秘一樣。

 

但因為實踐神學所涵蓋的領域更為複雜與多元，很難以單純的線性關係或簡單的圖形來示意。另外，既然實踐神學是以神學為出發點，以神學為中心，以神學為終點，那麼，委身在「基督事件」之下的主觀見解是不能或缺的。同時，在基督論之下的神學研究，必會邁向「上帝的宣教」之上帝國的宣教視野，而承擔這一責任的就是教會；因此，基督論、教會論、終末論的觀點，必會是實踐神學的核心基礎與視野。

 

 

 

實踐神學的方法---神學思辨的歷程

神學是什麼？神學確實圍繞著上帝在探討各式各樣的主題，或許有人會誤以為那是某種可探討或研究的客觀知識，但這不是神學真實的樣貌，因為關乎上帝的知識無法被人類具體掌握與支配。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解釋，神學是屬於承載存在的知識範圍，這種知識賜下生之勇氣和死之安慰。因此，探索神學知識的人必須謙卑的委身在上帝面前。這樣的謙卑並不意味著不能發出質疑與挑戰，相反地，唯有真誠的並與上帝摔角，並認真的探索內在與外在的各種張力與衝突，無論是肯定的或是否定，他才能真的走上神學的旅程，雖然他可能並不清楚終點在哪裡。

 

在聖經中，無論是約伯、耶利米或是哈巴谷，都曾留下他們與上帝摔角的記錄。信仰會有疑惑，而在疑惑中我們選擇等待，在上帝的無聲中，他有他做事的方式與法則，我們只能耐心等候。在猶太經典中，等候上帝的來臨與救贖一直是猶太社群的核心信息。

 

今天所熟悉的神學方法與系統，幾乎都是西方的產物。慶幸的是，有許多非西方世界的神學家已努力作出本土化神學，反省過去殖民政策下的宣教活動是否適切的議題。其中黃彰輝牧師提出「處境化神學」的概念：

 

我相信，道成肉身事實上是處境化的神聖形式（incarnation is the Divine form of contextualization），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我們領受大公性的方法就是追隨此一道成肉身途徑。這就是我所謂處境化的意思。既然福音的大公性是透過道成肉身賜給我們的，所以我們的任務就必須透過處境化的回應，嚴肅地看待我們所擁有的具體的、在地的處境。

 

處境化神學的出現，並不是為了反對長久以來的西方神學，而是告白基督信仰是一位活生生的上帝（living Divine），他如今依然在各個文化與處境中工作。因此，在不斷變動的處境中，「處境化」不應該是靜態的，而是動態且多元的。

 

當然， 如同莫特曼所批判的， 處境化神學需要留意兩個危機。一是過於專注過去的文化而變成「化石神學」（fossil theology），或是過於融入在當下而變成「變色龍神學」（chameleon theology）。因此，黃彰輝也認為處境化神學必須委身在「上帝的宣教」（Missio Dei）之原則中，隨時留意並分辨時代的兆頭，並分辨處境之中的真實意義與聲音。

 

真確的神學反省，必須同時扎根在信仰的委身與對於處境真實的認識與體驗。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告白一位在以色列的上帝，而是一位在台灣的上帝；不是一位在過去實行救贖行動的上帝，而是一位今日在當下正在參與救贖行動的上帝。因此在處境中，神學反省不會終止，只會不斷地邁向未來。當神學需要實踐時，我們必須詢問自身，在實踐神學之前，我們是否已經委身？委身在信仰與當今的處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