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教會基督教教育之發展可分為下列七個時期。
1. 萌芽時期:1910年以前
1848年3月5日美以美會教士柯林斯(J. O. Collins)在福州創辦主日學,是目前所能找到的主日學在華歷史發展中最早的記載。主日學在華發展甚速,到十九世紀末,估計八分之一的教會已有了主日學。
初期主日學及其他各種基督教教育工作全由宣教師負責。他們不獨親任教師,也在華人協助下翻譯、編寫及出版一些簡陋的教材。1877年,馬理遜來華七十週年時,中國教會已有數十種供慕道友學道用之栽培書出版。
由於主日學的迅速增長,1907年中國宣教師百週年大會中通過設立,包括二十一位宣教師之主日學委員會,負責推動全國之主日學工作。該主日學委員會於1909年出版《國際主日學課程》(International
Lessons),其中包括厚達六十面之教師季本(分白話及文言兩種版本)、附有插圖之學生活頁單張、全年金句本、彩色獎勵卡等等。出版之後,十分暢銷。
主日學工作在各教會大力推動下,發展迅速。1910年4月2日 ,主日學委員會在上海舉辦主日學學生大會,參加者多達1,200人。據估計,至1910年底止,全國已有主日學1,832所,學生73,000人。
另兩個基督教教育機構也在中國開始了工作,即基督教男青年會和基督教女青年會。該兩個青年組織均先後在不同城市中設立“市會”,在中學和大學中設立“校會”。這些“校會”特別注重基督教教育。
這一階段的基督教教育活動使中國教會對基督教教育,特別是主日學,有了初步的認識和興趣。
2. 初創時期:1911-1930年
從1911年,中國主日學合會在都博士領導及英國主日學合會(普世主日學聯會World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分會之一)資助下,全力推動中國教會之主日學工作。在以後廿年間,該會在教材出版及教師訓練上為中國教會提供了不少貢獻。
(a) 教材出版:1911年以後,出版了國際主日學課程中之“統一課程”(Uniform
Lessons),也開始出版“分級課程”(Graded
Lessons)。該兩種課程,特別是統一課程,極受教會歡迎。到1915年,各教會使用分級課程者已有12,000人;使用統一課程者更多達80,000人。
此外,主日學合會也出版了一些教育性的期刊。其中有給兒童閱讀的《福幼》月刊;另有供青年閱讀的《青年之友》月刊;還有為查經用之《查經一助》季刊等。此外,不少教會為了應付自己的特別需要,也出版了一些教育性的雜誌和書籍。此外,某些機構也在上海出版了一些夏令兒童學校教材,其中包括教師指南、學生課文單張和學生作業本等。
為了配合主日學工作之發展,中國主日學合會於1918年與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合作,組織注音促進委員會,教導不識字的人閱讀附有注音符號的聖經。該委員會的主要目的在使每一中國人都有閱讀聖經的機會。
(b) 教師訓練﹕為了提高教師質素,中國主日學合會曾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舉辦好些訓練教師的活動。1915年,該合會曾計劃舉辦主日學教師暑期學校,為期八週,講授宗教教學法、怎樣辦主日學等科目﹔參加者有各省各宗派的代表。
為了配合教師訓練,中國主日學合會從開始起即使用、介紹並出版一些供教師使用的參考書。1911年,該合會曾使用浸信會出版社之主日學師範課、主日學要綱、及華西聖教書會之訓蒙要訣等書。
1911-30年乃中國基督教教育之初創時期。在中國主日學合會領導下,中國教會之主日學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到1930年,主日學學生數目已多達259,339人,而估計使用該合會出版之“統一課程”者也多達200,000人。
3. 發展時期:1931-1937年
1931年7月,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舉行的全國宗教教育會議,議決組織中華基督教教育促進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Christian Religious Education in
China)。為了統一全國基督教教育事工,該會遂同時負起兩個重大的責任,即作為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下之基督教教育委員會,及中華基督教教育會下之基督教教育協會。1932年起該會又負起作為普世主日學聯會中國分會之責。該促進會最初之主要任務有二
(a) 課程發展﹕為了發展能適合全教會基督教教育需要之課程教材,該促進會組織了十二個課程教材小組,分別負責設計、編寫及出版基督教教育工作之材料。如主日學組、假期兒童聖經班組、父母教育組及農村青年及成人組等。中華基督教教育促進會較偏重基督教教育之教育性,故編寫之材料多以生活為中心,強調基督徒生活之實踐。
(b) 領袖訓練﹕為了發展全面的、本色的基督教教育,中國教會需要大批的基督教教育人才。1935年夏,中華基督教教育促進會在江西牯嶺舉辦基督教教育會議,由世界知名基督教教育家韋格爾(Luther
Weigle,1880—1976)博士擔任講員。參加的有全國各地教會領袖、基督教教育及基督教教育和神學教育工作者數百人。韋氏強調中國教會必須迅速培訓男女平信徒,以義工身分分擔教會各項聖工,特別是基督教教育工作。韋氏的意見引起了各教會和機構之熱烈反應。內地會、循道宗、聖公宗、信義宗及中華基督教會等均先後在不同地方舉辦不同形式的義工訓練活動。包括了訓練學校、短期訓練班、函授課程和帶職訓練等。
在這七年中,中國教會在基督教教育事工上開始走向全面化、教育化及本色化的道路。基督教教育不只是辦主日學,而是為老少男女提供有系統的培育。
4. 戰亂時期﹕1937—1949年
本時期包括了兩次的大戰,一為中日戰爭(1937—1945),—為國共戰爭(1945—1949)。中國教會在這兩次戰火摧殘下,元氣大傷,所有工作,包括基督教教育工作,均遭受莫大打擊。
在整個抗戰時期,大後方教會所需要的主日學教材主要由已遷重慶的中國主日學合會供應。據估計,百分之七十的教會在抗戰時期使用該會出版的教材。
1945抗戰結束,基督教學校及機構紛紛復員。 廣學會、主日學合會及其他宗教出版社遷回原址,恢復工作,主日學教材一類材料又獲得供應。有些教會和學校為了應付本身特殊的需要,曾先後出版或計劃出版基督教教育課程教材。
1937—49年時期,由於差會人力物力支持的減少,中國教會在基督教教育工作上學習了不少走上本色化道路的功課﹔另方面,由於青年工作之門大開,不少知識青年在這時期皈依基督或獻身事主,大大提高了信徒及傳道人的質素。
5. 轉移時期﹕1950—1959年
1949後,中國大陸教會的所有的工作,包括基督教教育工作所受的限制越來越多。主日學課程一類宗教教材之出版部漸漸減少甚至停止了。主日學工作及青年工作也無法繼續進行。
在1950年前後,不少宣教師、中國信徒和教會工作者離開中國前往香港、台灣、東南亞等地。某些原設大陸的神學院、出版社及其他教會機構則先後在香港及台灣復課或復業,為海外華人教會新的需要提供服務。
1950—60年是海外華人教會增長最迅速的時期。香港和台灣信徒人數每年的增長率竟高達13%。為了應付這種新的局面,港台甚至東南亞各地都開辦了不少新的神學院和聖經學院。一些教會為了應付需要,甚至自己編印主日學教材。
6. 停頓和海外發展時期﹕1960—1980年
在中國大陸,自從1961年7月《天風》對兒童主日學進行批判以後,主日學事工幾乎在中國大陸停頓了20年。但是,進入1960年代後,中國人的教會(華人)在海外卻發展起來。而基督教教育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積極的是主日學課程教材的出版。所有翻譯的教材都經過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以適合華人教會的兒童使用。例如1960年台灣之中國主日學協會根據國際主日學課程的大綱編寫了一套高度本色化的教材,名為《道光教材》。這套由宣教師及華人信徒合作編寫的統一制教材(Uniform
Lessons)銷路甚廣,對以後本色教材的編寫具有很大的鼓勵作用。
但華人教會第一套由自己編寫的主日學教材卻是1961年由香港信義宗聯合出版部(現名道聲出版社)出版的《佳音教材》。該教材是團體分級制(Group-graded)兒童教材,包括初童、中童及高童等三級。
1968年,東南亞的七個華人信義宗教會在香港組織東南亞信義宗基督教教育委員會,計劃出版特別適合該宗教會使用的各種基督教教育教材,名為《新生命教材》,其中包括主日學、中小學宗教課及學道班之教材、以及聖樂材料和培靈讀物等。於1973年又出版了《新生命青年教材》,可供中學六年使用。該教材以生活為中心,取材豐富,有濃厚的中國色彩。
在這段時期,華人教會的出版社也出版了—些中文基督教教育材料,如幼稚園及中小學的宗教教材、假期聖經班教材等等。另1972年起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福幼幼稚園教材》等。其他出版社,例如浸信會出版社、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也陸續出版不同品種的主日學教材。
1970年代,所有海外華人教會均在基督教教育工作上有良好表現。不少教會設立了青年及成人主日學。在這一段時期,擔任基督教教育工作的人,除了像英語查經班等極少數例外以外,都是華人教會的同工和信徒。為了訓練人才,很多教會和基督教教育機構均舉辦教員訓練班或基督教教育人員講習班一類的活動。不少神學院也開設基督教教育科系,培養基督教教育的專業人才。
7. 挑戰時期﹕1981年以後
1979年9月起中國大陸行開放政策,一些官方批准的教會得之重開,這給華人教會的基督教教育工作帶來了新的希望。這種新的希望,加上自1984年起香港因一九九七問題明朗化而進入新的局面,使整個華人教會在基督教教育事工上面對不少新的挑戰。
在80和90年代,海外華人教會的主日學可以說在各地大力發展,贏得許多教會附近的小孩子到來上主日學。許多非信徒的父母親也接納主日學校並讓自己的孩子到教會去上主日學。教會也藉著主日學向這些孩子的父母親傳福音。
在中國大陸,一些地區的教會,不管是官方的“三自教會”或是家庭教會也開辦主日學。在80年代底和90年代初,溫州一帶的教會大力發展主日學。特別把《道光》和《福光》的教材編印使用。這些教材後來散佈由中國各省去。有非正統的統計,只是在溫州一帶,每個星期天的兒童主日學生高達五萬多人。這段時期,海外的一些主日學老師也陸續進入中國,培訓了許多主日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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