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西元313年以後政權進入教會，教廷和皇室成為時而合作時而競爭的情況。自七世紀以後，拜占庭帝國Byjzantine和伊斯蘭勢力的國家長久在小亞細亞爭戰，但均非宗教戰爭。此外東西方教會也有不同的神學思想，兩邊的大主教為了領導地位爭執不休，終於在1054年正式分裂。當時基督教演變成非常形式化的宗教，「信仰內容除了學習使徒信經、十誡、主禱文之外，又信聖禮具有神奇能力；此外並實行禁慾、敬拜聖人、崇拜聖徒遺物及朝聖。」
因土耳其人防止西方基督徒赴耶路撒冷朝聖，並對朝香客施暴，拜占庭王Alexiul Comenus 1074年向羅馬教皇貴格利七世求救。教皇本想回應，但因忙於和國王亨利四世爭執平民授衣禮事件未能成軍。後來當塞爾柱土耳其人苦待朝聖基督徒的消息傳至西歐，烏爾班二世一篇生動的講道，鼓動搶回聖地，立刻能打動許多人的心，得到熱烈的迴響。但真正的原因包括：
1）經濟：封建制度使得次子以下需要出外打拚，當時歐洲經濟復興，市場組織逐漸完備，商人希望在東地中海建立貿易前站，而一般小民及貴族也被東方的財富吸引。
2）宗教：信徒對聖物、聖地追崇，收復聖地除了可得贖罪及減少在煉獄中受苦的時間，並可得永生及回應對耶穌忠誠的表現。
於是教會引用拉丁教父奧古斯丁『正義戰爭』之說，將十字軍稱為有『義戰』性質的聖戰。而後撒拉丁Saladin宣佈發動伊斯蘭反基督教徒的護教戰爭Jihad，也自稱為聖戰。十字軍東征是否為『義戰』有不同的看法，對後代的影響更是又廣又深，包括封建制度瓦解、中產階級興起、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萌芽，以及教皇權力擴張，宗教制度更為敗壞，東西方教會完全破裂，甚至東方幾乎全落入穆斯林勢力，可以說是當時對西方社會影響最深的一次戰役。
上帝是否藉著這事件動搖西方腐敗的宗教，為日後教改運動鋪路，是件令人深思的功課。而西方世界用『義戰』名義發動戰爭，卻種下基督教國家與伊斯蘭國家彼此仇恨及對立的種子，能否為現今時代的借鏡，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十字軍以後人類在戰爭與和平之間搖擺，人類因著政治性、宗教性、種族性及經濟性等不同原因，發動了無數的戰爭。到底是否有『戰爭倫理』以及是否需要遵從戰爭倫理，成為各國政府及學者爭執不休的議題。
基督教的倫理是以聖經為基礎，以上帝和人的關係為先，並討論人們相互交往所應遵循的行為準則。至於基督教提及的戰爭倫理可以從舊約和新約的倫理教導來思考。基督教原具有和平主義的傾向，反對武力。「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為上帝造人是照著自己的形象造的」（創9：6）
而十誡中的第六條即是不可殺人（也稱謀殺）。耶穌一生宣講上帝的道是用捨己，饒恕及以善勝惡的方法來和他人相處，而不是以牙還牙，以暴制暴。但為何十字軍能得到那麼大的迴響，那麼廣的支持？並且得到宣講「愛人如己」之基督徒的支持？我們需要特別從宗教的角度來分析，因為中古時代是政教合一宗教控制社會的時代。
從
舊約歷史來說以色列人入迦南，上帝命令他們要消滅所有迦南人甚至動物。上帝這個命令是為了免得以色列人被迦南的信仰及文化影響，而遠離上帝，但表面上上帝
是允許 他的子民用暴力的手段來消滅敵人，上帝是公義的上帝，所以他的子民若是發動合乎上帝旨意的戰爭也就合乎公義。這種說法慢慢地醞釀在基督教文化中。
奧古斯丁所著《上帝之城》提出正義戰爭的合法性。正義戰爭包括：抵抗入侵、恢復權利和懲罰他者的過失。『正義』有上帝那裡絕對的正義和人間相對的正義。戰爭的合法性也可以從永恆法（上帝的誡命）和世俗法（國法）來看。此外永恆法是超越世俗法，而永恆法又有相對性更高的法。因此為了『愛你的鄰舍』 就可以攻打那侵害鄰居的勢力。他強調有幾點：
1）權威：上帝的意志和智慧是正義最高的標準。此外人須遵守國法，因 「在上有權柄的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羅13：1）。
2）正當的理由：若是被侵犯或是另一國犯錯誤，就可以發動戰爭。
3）動機純正：若正義戰爭是必須的，只能以和平為目的，參戰者動機要純正，不能是為了仇恨而是糾正錯誤，也可說是罪惡結果的一種補救。
換言之，為了生存而戰爭是合理的，他有句名言 「和平之被尋求，不是為了燃起戰火，戰爭之被發動，卻是為了獲得和平。所以，即便是在被發動戰爭時，也要懷抱著和平締造者的精神，就是說通過征服你所攻擊的那些人，你可以將他們引回到和平的好處中去；因為我們的主說過「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另外他並認為『秩序』很重要，所以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有義務保持其國家的秩序與和平。
阿奎那更進一步發展奧古斯丁的正義理論，並提出對於戰爭的道德責任和義務，強調從事戰爭以及戰爭形勢的結果，必須受到準則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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