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原則與處境/場合原則需同樣受重視──過去歷史上錯誤的鑑戒

    十八世紀哲學家康德的“倫理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考慮標準不在乎處境/場合。

     西元1966年Joseph Fletcher（傅勒澈）寫《處境/場合倫理》（Situation Ethics）一書──只要在愛的處境與場合中就不需要考慮標準。 

    美國1960文化革命進行，有位宗教學者寫《世俗之城》，當時也有其他思想出現，倫理學也有蠻大影響力，認為不要有清楚標準，只要有模糊的愛的原則即可，但不告訴你什麼狀況下最有愛心。單講愛卻無標準，就無法幫助我們分辨善惡。例如：他們認為在某些場合處境中，說謊比較愛心竟應該要說謊，不要受到任何是非標準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希特勒納粹認為把猶太人屠殺境盡是“愛的行為”，因為把劣質人種除滅，才可以促成優秀人種永遠的幸福！所以屠殺猶太人是愛的行徑！ 

    “處境”和“場合”是有所區別的： 

1. 處境的意義範圍較廣──如：歷史中的某一階段。 

2. 場合的意義範圍較狹──如：某一次競賽、戰爭、考試、宴會……等。